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史记》最初难于流传的缘故。《汉书》的情形不同。《史记》是随《汉书》的流行而传世的。史书既“与五经相亚”，故学者多以史学为其努力的方向，著史蔚为风气。这样就使我国的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客观条件
当时学者特别注重的是纪传史。这种史体之被重视，固然由于《史》、《汉》的盛行，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又为这种史体的流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纪传体的重心在于人物传记，纪传史作者精心结构之处，多在于此。魏晋南北朝史家往往对年表重视不够而不作表;也有史家限于学力而不作志，但是他们着意于传记的经营，却是一致的。
从汉末起，名士操清议之权以控制选举。清议系褒贬生人;作史系褒贬死者，两者对象虽有不同，而其评价人物，行使褒贬之权，正复相同。善于褒贬生人，固能成为名士;善于褒贬死者，亦可博得声誉。学者既以史著为名山事业，自然有利于史学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后，这种品第人才的选举制度，有利于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的发展，使得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
他们夸耀本家的人才而有家传、碑传，标榜门第而有家谱，显示郡望则表扬本郡过去的人才而作乡贤传记。家传之作的风气，始自后汉，至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类家传，每多夸饰之词，或出后人追记，未必完全信实，如孔融家传将李膺误为汉中李么，汉中李公是李固，与孔融时代不同，何从相见?
碑传系由其子孙请名士代作，无非诀墓文字。刘鳃云:“自后汉以来，碑揭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岂。蔡自己曾说一生所撰碑志，只有《郭有道碑乒》可以当之无愧。传止于歌颂某一人的功德，至南朝梁时，沈麟士作述祖德碑”则是勒石述其家史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撰家谱，盛极一时，终于成为专门之学。这种谱学正是为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
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之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例如王氏，各郡有之，独以琅娜王氏为贵。琅邢王氏以此自别于别郡王氏，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基于郡望观念，产生了先贤传、省旧传之类的史著，也产生了兼载人物的地记，成为地方志的远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对于史学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其结果是脱离史实去讲史义，逞其臆说，公羊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由此而生。与图溅之学合流的汉代经学思潮，在黄巾起义军的扫荡下，随着汉帝国的灭亡而泉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及至魏晋时期，经学受到了道家哲学的严重挑战，以致失去官在学术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史学在过去是经学的附庸，至此开始从经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从汉末到隋，其间除西晋短期的统一外，长期陷于分裂状态。地主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有丰富的历史事实需要及时记载下来，因此史著的数量随历史的急剧发展变化而大为增多。例如五胡所建的许多国家，旋起旋灭，国亡史作，从而出现了“霸史”一类的著作。这就使史著的门类也增加了。
这个传说，虽不必是事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只有在重视史学的社会环境里，才会产生这类离奇的传说。
国家注重史学的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魏晋以前，虽有史官，并非以著史为其专职。司马迁以职掌天官而作《史记》;班固以典校秘书而作《汉书》，皆非著史之宫。著史设官，始自曹魏。魏明帝时，于中书省置著作郎，从此著史有专官职掌，作史机构为中书省一曹。其时中书省外有秘书省，主管国家图书，故王肃云:“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
晋武受禅，将中书秘书两省合并。至惠帝时，诏云:“秘书综理经籍，考核古今，课试署吏，领四百人，直专其事，然后精详。中书自有职务，相连统摄，省事付垂，理未必尽。”于是秘书省从中书省分出。继而著作郎、佐也改属秘书省，南朝惟宋不设著作官，其余各朝，著作不复设省，而仍为秘书省的属官。
北时的魏于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初属门下省，后改属中书省。北魏的修史局，隶属何省，则不可知。北齐设著作省，由秘书省兼领，北周因之。
著作官从属于秘书省，多数情况是如此。但不能因此认为凡属秘书省的宫员都是史官。刘知几却举王崇补东观和那正为秘书郎的事实，加以反驳，讥其“厚诬诸葛”。其实举秘书官不足以证明其有史官。
曹魏初置著作郎，晋时又添置佐著作郎八人。南北时，佐著作郎改称著作佐郎。惟北周不用郎、佐郎之名，改称著作上士和著作下士。刘知几云:“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按《南齐书》不载修史学士。学士之设，或系始自梁代，陈代因之。又《隋书·百官志》不作修史学士而作撰史学士。撰史学士之名见于《陈书》。其作撰史著士者如非字误，或系时俗别称，因《隋志》不言于学士之外更有著士。
著作郎必须“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者任之，惟其官品不高。例如梁代定官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著作郎只列第六班，大臣兼带此职直接领导修史工作。
著史专官之设，在于修撰国史。当时修撰国史，其所采取的体裁，以纪传体为正宗。纵有编年体的著作，也只是起长编的作用，未能成为国史定本。由于重视纪传体，而纪传体特别受到重视的是列传，所以“著作郎开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以考验其史才。
以上略述各王朝史官制度。至于偏霸诸国，史官制度不一，或设专官，或由他官兼摄。如五胡十六国，其重视国史的修撰，莫不相及成风，亦时代使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既重史学，于是世族子弟争入史局，以此为显名进仕之阶。晋华娇言当时的佐著作郎:“此职闲凛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宋何承天年老撰国史，“诸佐并名家年少”;北齐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史职为名利之所在，人选未能尽如人意，也就在所难免了。
国家注重史学的另一项措施是建立史学，以任播、崔溶为史学祭酒。值得注意的是石勒为揭人，少时随邑人行贩，为何这样重视史学?封建社会里的经学和史学，都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经学提供的是思想指导;史学提供的是历史教训。前者重在抽象的义理;后者重在具体的事实。就文化素养不高的石勒来说，具体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他的思想不曾受到经学的束缚，更使他能够认识到史学的教育作用。
《晋书.载记》里说他不断地从前人的成败历史事实中吸取智慧，锻炼自己的思想。他建立史学的创举，正是他切身体会到史学的功用的结果。
史学既由石勒创建于先，当时国子岑尚未成立，四学还是私人讲学的场所，到元嘉二十年才加以合并成立国子学。何承天曾经受命修撰国史，至此为博士，传授史学。他们的弟了亨，出谦之最为有名。文帝将行籍礼，“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鸿集，因以奏闻”。谦之为史学生时，在史学上已经有所表现。后来何承天所草创的国史，就是由他和苏宝生相继完成的。
目录学所反映的史学新地位
自刘欲《七略》的图书分类法出，马端临认为“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秩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事实确是如此。但在后来史部著作增多的情况下，这种史书从属于纽便不能适用了。
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加，史体渐多，流派亦杂，史部七本身需要有详细的分类、若一概归之于春秋家，为《史记》等史部书;四曰丁部，诗赋、图赞及汲家书。这部目录书对后来的图书分类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咐。
自此以后，官家图书莫不以四部分类，《七志》分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方技术数归为一类，佛典、道经分立两门。这种对史书和佛道书的部居，正确地反映了南北时期的学术发展情况。阮氏在纪传录序论中曾经说明对史部的处理不同于刘欲、王俭的理由，又生在《七录》问世之后，则其书与《阮录》为近，而与《王志》为远，殊有可能。
结语
总之，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史部已经蔚为大国，目录学上自然应该予以独立的部居;如果泥古不变，步武刘欲，就会失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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