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即位后不但下令修复了被前废帝所毁废之寺庙，还新建了一些佛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时期佛寺的繁荣。首先为兴寺。《高僧传·释道猛传》云：泰始之初，帝创寺于建阳门外，教猛为纲领。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师，非直道益苍生，亦有光于世望，可目寺为兴皇。”由是成号。《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亦载之曰：“泰始元年，诏于建阳门置兴阜寺，散沙门道猛为纲领”气明确载其兴造时间。出明帝所言及“兴豆”之命名，可见此寺所带有之浓厚政治意味，当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明帝的政治诉求，这与孝武帝时中兴寺之命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明帝又下令将其为湘东王时的旧宅改建为湘宫寺。《南齐书·虞愿传》云：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侧曰：“阻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恩。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尚书令袁架在坐，为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驱下殿，愿徐去无异容。《资治通鉴》亦载此事，并记其时间为泰始七年（年）飞唐代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稍异：明帝以所居故第起湘官寺，制置宏壮。愿曰：“此寺穿掘伤蟠蚁，砖瓦焚虫荡。劳役之苦，百姓筋力。贩妻货子，呼喔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无知，作之何益？”忡旨出守晋安。否虞愿在此被佛教史家描述成具有“大慈之本怀”者。
此外，《高僧传·释弘充传》载“明帝践样，起湘宫寺”，《法玻传》载“明帝造湘宫”，《法苑珠林》卷十五《敬佛篇》载“至明帝之初，以旧邸为寺”，《南朝佛寺志》“湘宫寺”条云：“湘宫寺，在青溪中桥之北。寺门北对都城清明门，西南即古草市。实宋明帝为湘东王时故宅也。践祥以后，即造此寺，以庄严寺刹七层，欲起十层以胜之而不能，乃各立五层。”均可为证。宋明帝不但兴建湘宫寺，奢靡华丽，还于其内修造佛塔，并极尽攀比之心，其造寺之目的亦如其所言，为立功德以求福报，功利之心昭然，慈悲之心则不得见。正如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言，其“对奢侈开销的癖好超过了对佛教慈悲性的尊重”明帝还敢令为尼寺改名。
据《比丘尼传·禅林寺净秀尼传》，宋孝武帝时南昌公主与黄修仪曾施地为净秀尼修立精舍，“同住十余人皆以禅定为业。泰始三年，明帝般以寺从其所集，宜名禅林。”《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载明帝“教尼净秀所居为禅林院”。《南朝佛寺志》“禅林寺”条则据沈约《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及《建康实录》云：“宋大明中，有尼净秀戒行精严，黄修仪及南昌公主位置精舍以居之。逮泰始三年，明帝赐号日禅林，或曰王修仪立精舍，新蔡公主为佛殿。泰始三年，明帝助修。”则明帝不仅因寺中弟子多修习禅定而赐寺号为“禅林”，还助修其寺。
此外，唐代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传记篇》兴福部又载明帝“造弘普中寺”，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亦载其“造弘普中寺以召名僧”，其详不可考知。据《南朝佛寺志》，明帝统治时期新造佛寺之可考者有：永安寺，“宋泰始二年建”：天保寺，“宋泰始中京师民为孝武帝立寺，疑其名，巢尚之曰：‘宜名天保。诗云z天保下报上也。’于是寺名乃定”：正胜寺，“宋泰始六年建康人校长生舍宅为寺，名曰正胜，请上定林寺释法愿居之飞灵根寺，“在钟山之侧，宋泰始中，释僧瑾所造也”：灵基寺，“亦释僧瑾所造也”：延样寺，“在冶城后冈上。宋泰始中，邦人舍地建精舍，以延作为寺名”，寺名亦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当时佛寺修建之一斑，不可谓非明帝倡导之功。
宋明帝在修建佛寺以外，还注重佛像之铸造。佛教史籍中有其造丈四金像之记载。据《高僧传·释法悦传》：“又昔宋明皇帝经造丈八金像，四铸不成，于是改为丈四。”《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载有“宋明皇帝造丈四金像记”，汤用彤先生注曰“在永明七年，沈约制文，载《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卷十《敬佛篇》中亦载此事，所言略同，其卷一百《传记篇》兴福部“宋太宗明帝”条所载“造丈八余像”当为误记。
如前所述明帝欲于湘宫寺内造十级佛塔不成而不得不分为二一样，其在造像方面亦求高求大，为慕虚荣而不顾当时铸造能力，卒因四次浇铸不成而不得不将佛像规格从一支八尺改为一丈四尺。又《高僧传·兴福篇》“论曰”言道：“近有光宅丈九，显嗯京簸。宋帝囚呀、而不成，梁阜（按：指梁武帝）一冶而行备。”此处“宋帝”即谓宋明帝。光宅寺为梁天监六年（年）梁武帝以其故宅所造气可见到后世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一丈九尺之佛像即可一次浇铸成形。
考诸史籍所载，宋明帝所铸之金佛像当为无量寿佛。《法悦传》于宋明铸像一事后又载：“悦乃与白马寺沙门智靖率合同缘，欲改造丈八无量寿像，以申厥志。”又《景定建康志》载：“天监六年初置光宅寺，帝舍宅造寺，未成，先于小庄严寺造无量寿佛像，长一丈八尺，既成，移置光宅寺”。《高僧传·释僧站传》载：“站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双。故光宅、摄山大像，刻县石佛等，并请站经始，准画仪则。”与宋明所造之余像并列而论者均为无量寿佛，道世《法苑珠林》在《敬佛篇》亦将此事归为“弥陀部之感应缘”。前文在论及宋孝武帝造像时即己提到，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阿弥陀信仰自东汉时就己经传入内地，东晋以后随着相关经典的译介而逐渐盛行于世，刘宋孝武帝即有造无量寿佛金像之举，而明帝此举与孝武亦无异，尤其是盲目追求佛像之高大，贪慕虚荣，带有明显的修功德求福报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