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平先生
永嘉乱后，晋室南徙，东晋朝廷保存了汉魏以来之华夏封建国家的各类礼仪、法律等典章制度，所谓“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正是北人仰慕江南的这一套制度。随着北魏汉化的不断发展，他们自然要采用汉族传统的方式来统治中原地区的汉人，而模仿南朝则是一条捷径。
孝文帝汉化前，北魏前一轮较大规模学习江左典制的运动，发生在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焘对江南文化怀有钦羡之情，据《魏书·毛修之传》,修之为南朝俘将，“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焘喜其饮食，以修之为太官令。更重要的是，太武帝一度重用河北清河崔氏代表人物崔浩总揽大权，力行汉化改革。
崔浩改制，多与南朝亡人交结，目的在于取法江左。崔浩非常仰慕江左之门阀制度，王慧龙北奔，崔浩以其太原、王氏后，叹其“真贵种”,其弟恬则将女儿嫁给慧龙。崔浩以恢复门阀制度自期，“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他称述王慧龙，目的是赞颂门阀制度。正因为如此，在变革过程中，崔浩常向南来士人请益。《魏书》卷三八《袁式传》载：
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
所谓袁式“博于古事”,即通晓汉魏典制，崔浩欲借之改定“朝仪典章”,故一再访问袁式。
《魏书·毛修之传》载崔浩与修之交结，“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宋书·毛修之传》则称修之曾教拓跋焘“以中国礼制”。《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这肯定了拓跋焘、崔浩君臣变革后，北魏已“稍僭华典”。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江南的袁式、毛修之、王慧龙、刁雍等，都发挥了一定的转输南朝典制的作用。
孝文帝欲行全面汉化，必须要重用汉族士人，除了对河北、河西人士仍加钦重外，孝文帝对早年被俘的青齐人士渐加提携，《魏书》卷四三《刘休宾传》载：“太和中，高祖选尽物望，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孝文帝这样做，其目的主要在于利用这些“平齐民”熟悉南朝典制，推进北魏的汉化。
当时显名者有崔光、崔亮、房宣明、高聪、蒋少游、傅永、刘芳等，他们帮助孝文帝建立和完善北魏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制度，转输南朝的文物典制。其中崔光在官吏选拔制度和恢复门阀制度等方面作用明显，高聪和蒋少游则都曾出使南齐，让他们更直接地了解江南文化，以便于北魏之仿效。后来孝文帝进行的都城建设及服饰制度的变革，蒋少游作用最大。《南朝书·魏虏》载：
(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宫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将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魏书·术艺传》则详载少游参与修定服饰、礼仪制度等活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指出：“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模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拨起俘囚，致身通显也。”这既指出了平齐民拨显之由，也见出他们转输南朝制度的作用。
北魏孝文帝对南朝文化十分崇敬，但中土汉族大族士人熟悉汉代旧制，平齐民虽受南朝文化影响，但毕竟处于南朝文化区的边缘地带，而非中心地区，派他们出使江左，也只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难得其本质。鉴于此，孝文帝特重来自江左之亡士。如刘宋宗室刘昶虽不以文化见长，但也参与制作礼乐。史称“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
刘宋萧思话之女流落北魏，“多悉妇人仪式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氏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赉。”但刘昶等并非江左士族子弟，无法将南朝最新发展之制度及其精髓转输入北，所以《北史·王肃传》说：“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这颇令孝文帝烦恼。不过，正在此时，因南齐内乱，琅邪王氏子弟王肃北奔入魏，孝文帝喜不自禁，深加信重，《魏书》卷六三《王肃传》载：
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辨而有礼，高祖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高祖嗟纳之，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论，至夜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
孝文帝如此依重王肃，正是通过他引进南朝文物典制。对此，史籍记之甚详，《北史·王肃传》:“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出自肃。”《南齐书·魏虏传》:“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通鉴》卷一三九：“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综合各类记述，王肃改制，涉及到职官、礼仪、洛京建置等各方面，促进了孝文帝的汉化。陈寅恪先生指出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变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孝文帝之后，北魏宣武帝等统治者仍有借重南人以仿效江左典制之举，其中尤以宣武帝延请刘芳、袁翻等参与修订法律制度为典型。
对此，陈寅恪先生已有考论，他说：“考刘芳本南朝士族以俘入魏，其律学自属江左系统无疑。正始议律，芳实为其主持者，其所以委芳以主持之任者，殆不仅以芳为当世儒宗，实俗藉以输入江左文化，使其益臻美备，而补太和新律之缺憾耶？至于此次与议之袁翻，其以江左士族由南入北，正与刘芳同类，其律学亦为南学，更无待论。”
经过孝文帝、宣武帝父子的法律改革，魏律汇聚了河西、中原及江左三个文化因子，成为后隋唐制度的基础。当然，北朝取法南朝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直到隋唐之世也未有终结，以致其在很多方面出现“南朝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