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是动荡的乱世，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北魏就处在这样的时代，由于是游牧民族出身，故其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都与中原地区不同。
就比如中原王朝的后宫之中盛行母凭子贵，子以母贵的传统，这是可理解的思想观念，但北魏的后宫（从道武帝开始）却盛行子贵母死的残忍制度，令人无法理解。为何北魏与中原王朝的观念差别如此之大？北魏又为何会实行如此可怕的制度呢？
一、鲜卑民族的历史背景：母系氏族强大无比
在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制度之前，鲜卑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的生活，此时的主要生产方式为粗放的畜牧业，处于母系氏族晚期。
到了道武帝时期，社会上还是存在大量母系氏族残余，社会奴隶制发展不够充分，故在道武帝的父权制时期存在女性地位较高的社会现象。
根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
(乌桓)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
《序纪》也有记载：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从以上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北方少数民族都有贵母的血缘传统。而此种传统，对于后来拓跋鲜卑的统治者要建立父权制的封建社会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二、立此制度是进入封建化道路，加强皇权的必要措施
贵母观念与道武帝心中的父权封建制社会严重不符，故想铲除道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依然不够理想，奴隶制发展因素受到之前氏族残余的制约，但是道武帝的统治需求又要迫不及待地进入封建化社会。这无疑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聪明的道武帝发现，贵母观念盛行的社会背景与自己构想的完美父权封建制社会有严重的矛盾冲突，而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父权与母权的矛盾。故道武帝便毫不犹豫地打压母权，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道武帝对幼时的经历深刻，使得去母权观念根深蒂固当然，道武帝不只因为建立父权封建制社会的理想，才决定去母权，更多的还是与拓跋珪的童年经历有关。
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的童年生活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般一帆顺遂，他在幼年时遭受了诸多磨难，包括背负了绑缚祖父什翼犍的罪名（这是他的母亲以他的名义这样做的，是他母亲为了掌权的权力需求）。
背叛拓跋部族之后，拓跋跬投靠了前秦，忍受着辗转流徙的生活和众多屈辱等。之后在母亲贺兰氏及其部族的帮助下登上皇位，并在此之后母后屡次干政专权。
纵览历史上的历代幼帝，很少能够摆脱自己母后对于朝政上的干预。其中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为了消除因幼帝而太后专权的顾虑便杀母立太子。《魏书·太宗纪》曾记载：
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日：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因为皇帝年纪小，太后有足够的理由摄政，加上皇帝因为自己与太后的血缘关系或养育之恩或自己在朝堂上的根基未稳，故在太后摄政前期也并没有多反对，故后面发展成太后专权的局面。
拓跋珪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加上童年母亲留下的阴影仍让他心有余悸（以拓跋珪的名义绑架祖父），担心类似的事情会在子孙后代重演，故在晚年时期，实行立子杀母或者说子贵母死的残忍制度，其执行力度有点类似于家规、家法。
防范外戚干政掌权，加强皇权的必经之路——杀母留子拓跋珪之所以如此强硬地实行此制度是有他更深层次的考虑的。
在鲜卑民族时期，因为争夺君主位置而引发的动乱不少，加上当时因为政治限制等原因，故鲜卑民族中有些部族世代联姻，以谋求其自身实力的壮大。比如贺兰、独孤、慕容等部落与拓跋部族实行世代婚姻，以巩固其联盟关系，故这几个联姻的部族在君王位置的传承上有着举足若轻的分量。
另外，当时的鲜卑民族并未确立一套完整的世袭继承体系，所以未来君王的册立往往要看母亲及母族力量的强大（有点像嫡长子继承，在一般情况下，嫡子就是母族较为强大的正妻所生）。
未来君王往往依附于妻族或者是母族，而自己的妻族和母族也往往借着这个依附干涉政治大事。又因为鲜卑妇女没有中原那样严格的礼教束缚和对其使用权利的制约，所以她们干涉朝政比较容易。
后来道武帝用战争的方式离散了贺兰、独孤、慕容等有可能造成外戚威胁的部族，不仅打破了外戚母族对于朝政的控制，削弱了其他部族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统一了代北，建立北魏，为建设成一个封建化国家铺平了道路。
由此可见，道武帝逼死自己的母亲，赐死太子生母以斩断与其母族的联系，建立子贵母死的家法制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人性的自私和权力的诱惑使此制度在北魏延续下来
早期拓跋珪之所以能够在代北立住脚跟，并且快速地将各个部族联合起来，变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主要靠的就是斩断了外戚势力，从而削弱了其势力。
这一切条件可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要归结于拓跋珪之前的去母权的政治措施和子贵母死制度的建立。这也奠定了此制度延续下去的必要性。
在北魏天赐六年(年)，道武帝拓跋硅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于是根据子贵母死制度，赐死其生母刘贵人（来自独孤部）。但是拓跋嗣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日夜痛哭不止。《魏书·太宗纪》记载到：
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
从中也可以看出拓跋嗣对此制度的不理解。
后来拓跋嗣因为这个逃了，拓跋珪没有办法，立了当时的二儿子拓跋绍。生母贺兰氏（拓跋珪的姨母）很害怕自己子贵母死的命运，故写信给外面的儿子求助（此时的拓跋绍并不是储君，而贺兰氏因深受拓跋珪的宠爱，故拓跋珪在实行此制度上有些犹豫，只是将她关了起来）。
在外的儿子听后，就赶回来联合宦官把自己父亲杀了（鲜卑带有怒杀父而不杀母的旧俗）。拓跋嗣听说后，回来把拓跋绍母子杀了。
但是拓跋嗣继位以后并没有废除这种制度，据《魏书·世祖》记载，明元帝拓跋嗣夫人杜贵嫔于天赐五年(年)生拓跋焘。依《魏书·皇后传》载，杜贵嫔死于泰常五年(年)，谥日密皇后。
可见拓跋嗣并没有因自己失去母亲，产生同情心，继而放过自己儿子的母亲。拓跋嗣依然为了加强皇权，继续实施“子贵母死”之制。
当时的皇储往往一开始会对“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让母亲死亡”这件事不理解，甚至怨恨这个夺去他们母亲生命的制度，但是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制高点时，也会出于强化皇权的目的而考虑做出与他们父亲一模一样的选择。
这应该归咎于什么呢？我看把这归咎于北魏最高统治者为维系得之不易、脆弱初生的皇权、巩固王朝统一的渴望和人性自私的弱点是再合适不过了。
结语：
根据北魏的政治发展来看，子贵母死制度确实催化了北魏的政治发展，扫清了外戚对于政治的干扰。
但是它只是北魏社会急速转型中的权宜之计，虽然暂时能解决母后干政的问题，却不能根除。并且还会衍生了许多问题，例如乳母、保母干政，后期妇人干政严重等政治问题。
最终来说，妇人干政的现象不是设立“子贵母死”制度便可以消除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汉杀母立子短暂实行一下后，便不再继续实行了的原因。
参考文献：《魏书》、《三国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