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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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世说新语》(下称《世说》)研究史上,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无疑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力。

香港大众书局版《世说新语校笺》

年,正值大陆的“文革”运动山呼海啸、如火如荼,学术研究几告停滞之时,此书在香港悄然问世,旋即在港台及海外汉学界掀起了一波“世说热”,一时洛阳纸贵不说,还带动了海外的《世说》翻译及研究。比如,饱受争议的法国汉学家布鲁诺·贝莱佩尔(BrunoBelpaire)的法译本(年),以及好评如潮的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B.Mather)的英译本《世说新语》(年),便是在杨著出版的基础上先后完成的。而差不多十四年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年)及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年)才陆续在大陆出版。

从《世说》研究及传播史上来看,杨著《世说新语校笺》可谓导夫先路,独领风骚,谓其当代之临川功臣、《世说》羽翼,不为过矣。

杨勇(-),字东波,浙江温州永嘉人。早年曾读过私塾,成年后做过小学教员、永嘉警察局文员,后考入江西陆军军官学校,国共内战时参加过平津战役,被俘后遣散回乡。年3月赴香港求学,师从钱穆、伍叔傥、饶宗颐诸大师,年毕业于香港私立新亚书院中文系,获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年获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嗣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历任助教、副讲师、讲师、高级讲师及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研究所教授等职。一生于古籍校勘最为用力,著有《世说新语校笺》《陶渊明集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学术论文集》等。

杨勇先生

1

杨氏《世说新语校笺》(下称《校笺》)于年9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印行,一度引起轰动。著名学者饶宗颐为之作序,称其书“服膺二刘,寝馈六代,旁鸠众本,探赜甄微,网罗古今”;郑骞称其“取材宏富、体大思精”;[1]柳存仁谓其“巍然巨编”、“精宏之作”[2];周法高谓其“出版最早,有开创之功”;[3]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B.Mather)称其为“里程碑式的杰作”[4];好评盛赞,不一而足。

两年后,年10月,台湾明伦出版社再度印行。年,台北正文书局又加翻印,《出版说明》称此书“订正注解,用力勤坚,彻底恢复了原书的面貌。……实为近年来学术界之绝大贡献。问世以来,将近七载,翻印盗版,不下数万册,颇为学术界所喜诵”。[5]年5月,台北正文书局又出修订版。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引进正文书局版权,于是年6月出版,首印套,未及一年售罄;年5月又重印。

中华书局版《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

研寻杨氏《校笺》的几个版本,加上年正文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6],可窥杨氏“世说学”之整体风貌。以下概要言之。

相比以往的《世说》著述,杨氏《校笺》之贡献略有三端:

其一,体例创新,读者称便。

众所周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动笔在先,成书更早,然若以出版顺序言,杨氏《校笺》可谓后来居上,捷足先登,故客观上成了对《世说新语》的首次完整校勘和笺注。是书问世于香港,沐浴时风,故在体例上颇有创变:

(一)《世说》刘孝标注文,一向与正文参行,而杨氏《校笺》则将正文与注文分开排印,对于读不惯古书的一般读者而言,确实更为简便易入。

(二)充分利用新式标点符号,如在每条正文之上,一律加上阿拉伯数字表明其次第,号数之起迄,则以本篇为单位。同时,又于注文之上,加[一][二][三]等依次标明其位置;如此全书一千余条及每篇条数一目了然,检索浏览颇为方便。

(三)是书又把《世说》刘注中“别见”“已见”之例,一一注明出某篇某条,如《德行》第2条刘注“子居别见”,杨氏注云:“别见《赏誉篇》1注。”又如《政事篇》第1“陈仲弓为太丘长”条,刘注“陈寔已见”,杨笺曰:“陈寔已见《德行篇》6注一。”便于读者前后互见。

杨氏并阐明其注例说:“孝标注《世说》,有‘已见’、‘别见’及‘已别见’例。已见者,其人行事已详见于前也。别见者,其人行事别在后详之也。已别见者,必有二人以上,或已见于前,或别详于后也。……全书如此,其例严密,法自《汉志》,孝标仍之。”[7]

此一段说明,深思密察,不唯发明孝标之注例于千年之后,同时亦开启杨氏《校笺》一大体例,对于《世说》笺注学不啻为一大贡献。

《杨勇学术论文集》

其二,校笺详赡,不避繁难。

《世说》之校注,代不乏人,成果显著,蔚为大观。近代以来,先后有李慈铭、刘盼遂、李审言、程炎震、沈剑知诸家,次第笺注,虽各擅胜场,然除余嘉锡外,鲜有通校通注全书者。

杨著初版即参考征引各类古籍及相关研究文献二百四十余种,校笺凡二千八百余处,约二十五万言;年修订本由台北正文书局出版时,又“修订九百余处,新增三万言”;年中华书局再版,“又改正增益八十余处”,书后附有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资料,足称完备。

数十寒暑间,杨氏几易其稿,可谓孜孜矻矻,鞠躬尽瘁,此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治学精神令人动容,极可钦佩。

其三,考释精审,足资借镜。

杨著虽不以考史见长,考辨亦颇精审可观。其初版《自序》称“晦则明之,略则详之;或疏义庆之奥,或释孝标之滞;集先贤之成说,申未竟之绪余”,洵非虚语。

如《德行》45“吴郡陈遗”条,孝标于陈遗下,自注“未详”。杨笺则引《南史·吴逵传》:“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锅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后孙恩乱,聚得数升,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以此得活。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此亦可补刘注之失。

正文书局版《世说新语校笺》

杨著对词语的考释亦颇可观。如《文学篇》第41条“剧谈”一词,杨笺曰:“剧谈,穷之以词,苦相诘难,轻薄之词也。”又引《宋书·谢灵运传》《史通·言语篇》《酉阳杂俎》诸文献以证之,得出的结论亦令人信服。再如《德行篇》第14条释“私起”、同篇第33条释“阿奴”、《言语篇》第40条释“隐”等,皆可见其学识。

其书又广征博引古籍新著,以为考史论世之资,于魏晋六朝人文名物之分疏,社会风习之研判,多有前人未发之覆。柳存仁称:“本书之成就,据愚见所及,似笺尤胜于校。”“其于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文化活动,语言风尚,宜可多所取资”。[8]确为平情之论。

2

然而,与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适成对比的是,杨氏《校笺》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无视。特别是作者在校勘上采取的方法及造成的缺憾,尤须秉承实事求是之精神予以揭示及评骘,如此方可辨明是非,以裨后学。

窃以为,杨氏《校笺》至少在以下诸方面大可商榷:

其一,径增条目,淆乱原著,有违版本整理之通则。

众所周知,今传《世说》善本,无论影宋本还是明袁褧本,全书条数皆条,并无差异。《世说》刘注虽遭宋元人删削,而《世说》正文,则“尚称全璧”。清人叶德辉曾广览类书,辑得《世说佚文》八十余则;刘盼遂亦曾“于叶辑外,复得若干则,皆今本所无,予旧依类编入《世说》各篇”;然,自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问世后,足证这些所谓“佚文”,“必非临川原本,实出于注语及临川别书矣。然不得唐本,迄难能证成此说,此写本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也”。[9]

《百鹤楼校笺批注古籍十七种》

杨氏自然读过叶、刘二氏之书,然其《校笺》初版时,却根据日本前田氏所藏宋本书后所附汪藻《世说考异》,增补四条材料入《世说》正文[10],分别是:

1、王丞相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丞相甚恶之,潜为之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窟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见《校笺·德行》48。杨笺曰:“勇按:右条宋本不见,《考异》有,而与本篇29混;今分置之,姑系于此。并见本篇29校笺。”又,《德行》29校笺:“勇按:《考异》当是宋代另本如此,必有据。今录其异者另作一条,置于篇末。”)

2、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悽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歔欷,人有怀土之切;向晚,又吹,贼并弃围而散走。或云是刘道真。(见《校笺·雅量》43。杨笺曰:“勇按:右条正文、注文,宋本皆无,《考异》有,并云:‘右前卷所无,邵本收在《雅量门》。’今据录,姑系于此。”)

3、祖士少道王右军:“王家阿菟,何缘复减处仲?”(见《校笺·赏誉》。杨笺曰:“勇按:右条宋本无,《考异》有,云:‘又前卷所无。’今度其语意,当入《赏誉篇》,姑系于此。”)

4、王大将军初尚主,豫武帝会,既升殿,觉上不平,如坈穽中行。乃顾看四坐,无出其右者,意寻得定。(见《校笺·纰漏》9。杨笺曰:“此条宋本《世说》不见,《考异》载之,并云:‘右前卷所无者。’当是宋时别本有此,而晏、董所据者无此。今当录入。度其文意,姑系于《纰漏篇》。”[11])

洪氏出版社版《世说新语校笺》

如此一来,则《世说》正文凭空多出4条,共计条(见杨著初版《自序》)。而事实上,汪藻的《世说考异》,非考《世说》正文之异文,乃考史敬胤《世说》选注宋代各本之异文也。“前卷”乃指十卷本的前九卷即《世说》正文,而第十卷则是作为“附录”系于书后的史敬胤《世说》选注。故此,杨笺所增入的四条,与《世说》祖本毫无关系[12]。

杨氏将其阑入原著,实在太过武断而大胆。以《德行篇》所增第48条为例,此则本出刘义庆《幽明录》,语涉志怪,与《世说》体例殊乖,以之增入本文,犹南辕北辙,去之所以更远。今有学者亦引用杨著增补的四则以为《世说》本文,亦不考之甚。

杨著此一做法,属于郑樵所谓“以今之书,校古之书”(《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本无理据,学术上亦冒极大之风险。本来寄希望于杨氏能在修订时一改此误,无奈修订版唯将妄增之《德行篇》第48条删去而已,其余三条依然故我[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其二,轻改原文,臆增刘注,有违古籍讎校之通例。

杨著初版后,学界赞誉颇多,如柳存仁称其“巍然巨编”,“虽以唐宋本为其校雠之底本,其取决一本客观之推断,而无佞唐宋之用心于其间。其自序云:‘苟是矣,虽则类书小本不敢遗;有所未安,则虽唐卷宋本不敢信。’其忠于真理之态度如此。”[14]何敬群称其书“严正了《世说》的文字,扩大了《世说》的领域”,“恢复了二刘原来的面貌”,“虽不能说是绝后,实可说是空前的佳作”。[15]

《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

然揆诸事实,这些评价未免过于溢美。

首先,杨氏虽然在《凡例·二》中明言以宋本和唐写本残卷为“底本”,参校他书;又在初版《自序》云:“卒依朱子《韩文考异》之法,一以《世说》文章之平淡清远,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类书小本不敢遗;有所未安,则虽唐卷宋本不敢信。”

“不敢遗”、“不敢信”固然可嘉,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变成了“大胆改”与“断然增”,这就不能说是“一本客观之推断”了。本来以宋本唐卷作底本,已存在底本不一的问题,二者同为底本,则校勘的结果只能是形成一个非唐非宋的新版本。

不过话又说回来,据唐卷改宋本,毕竟尚有版本依据。如《规箴》第22:“王大语东亭:‘卿乃復伦伍不恶。那得与僧弥戏?’”“伦伍”,宋本作“论成”,杨笺据唐卷改,并加按语曰:“伦伍者,品论人物之次第也。时人品论人物高下,犹军伍之有先后也;故有难兄难弟之言。”此种改订,有理有据,值得肯定。

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

但根据与《世说》无关的其它文献来擅改《世说》原文及刘注,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了。如《德行篇》第1“陈仲举言为士则”条,刘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常豫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

杨笺则据《后汉书·徐稚传》注引《谢承书》,径改三处:将“及其死,万里赴吊”改作“有死丧,负笈赴吊”;将“径到所赴冢隧外”,“赴”改作“起”;又于“以水渍绵”后,增“使有酒气”四字。

又如《赏誉》第55条:“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杨笺则据《晋书·王羲之传》,改为“汝是我家佳子弟”,多一“家”字,与“佳”同音,语义反不如原著,类似擅改,殊无谓也。

本来此种问题,只要忠实底本,再加校记说明之,并不难解决,即使要在原文上修订,亦可采取原文与改文并存之方式。

查杨著《凡例·五》,亦称:“宋本及唐卷中之误文,有保留价值而不得删去者,则将讹误之文用小一号字加圆括号排列;改正之文,则用同号字排列于误文之下,并加方括号以别之。”若真能如此,亦可避免径改原文之弊。

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

可奇怪的是,泛览杨著全书,却几乎看不到“用小一号字加圆括号排列”及“方括号以别之”的情况,大部分倒是径改原文,于校笺中加以说明而已。如《方正》20宋本作:“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曰卿之不置。”杨著则径删“曰”字,仅在校笺中说:“庾下,宋本有‘曰’字。袁本无,今从袁。”让人怀疑此一凡例究竟是被作者忘记了,抑或本来就是写与人看,自己根本不屑为之呢?

夫校雠之学,自有家法,要在尊重古本原貌,考镜异同,辨明源流。刘向《别录》释“校雠”说:“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谈及“对校法”时说:“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16]

“校异同,不校是非”、“不参己见”,唯有如此方能异同立见,是非立判。

《校勘学释例》

胡适亦曾指出:“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那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又说:“一代有一代的语言习惯,不可凭借私见浅识来妄解或妄改古书。”[17]

以这些观点移诸对杨氏《校笺》的考察,常有“不幸言中”之感。

杨氏《校笺》存在的问题,早前已有论者指出。如徐道邻《评世说新语校笺》一文,便罗列杨著的八个问题,其中就有涉及版本校勘的,可惜并未击中要害[18]。

比较有力的批评来自唐翼明。在《评世说新语英译本》一文中,唐氏顺带指出杨勇径改原文的缺失两处:

一是《言语篇》第31条记周顗的慨叹,宋本作:“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杨笺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景定建康志》所引《晋书·王导传》《敦煌本残类书》新亭条等资料改为:“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但‘正自有山河之异’并非不通,宋本必有所承,擅改难免武断之讥。最好是两说并存。Mather译本,正文仍据宋本,而在注解中指出其他材料作‘举目有江河之异’。”

一是《文学篇》第六条:宋本作“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杨笺据《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所引古说,定为:“晏闻弼来,乃倒屣迎之;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这当然很有道理,但其中也颇有令人为难的地方,因为所引五段引文没有两处是完全相同的,结果只好由校笺者折中酌定了。对于校订古籍而言,这样做不能不说包含着某种风险。Mather译文该条仍据宋本,未作改动,这种慎重态度是可贵的”。[19]

《太平御览》

唐氏还指出,杨著“常常太果于判别,以己意断之,对原文径加增改。这在校勘学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20]

遗憾的是,这些非常中肯的批评意见,并未引起杨氏的重视。是书于年在台湾、年在大陆两度再版,先后修订近千处,作者时而自叹“视初出面目一新矣”,时而感慨“比前作又胜一筹矣”,却终未能打破旧局,再创新篇。

或许杨氏自己未尝不感到压力,故其在修订本《卷前》新增《世说成书及其改删之迹》一节,阐述其校勘之理路云:

乐天出版社《世说新语校笺》

唐卷自《规箴》4孙休好射雉条起,至《豪爽》13桓玄西下条止,凡四篇五十一条,正文与宋本异者有数十字,注文异者尤多。《规箴》6注引《管辂别传》,唐卷多出七十余字,《规箴》26注多出二百六十余字,《夙慧》2多出五十余字,《夙慧》3注多出九十余字,以及其他零星散见者,合约五百余字。若以此推,唐卷被删者全书不下万言。则知今传《世说》非二刘之原作明矣。

然唐卷虽为古,传钞已二百余年,讹误累累,又不得视为本真。此不独文字之误夺云然,而其门第亦数变矣。宋初此等卷子比多,晏殊诸人所藏者,即当时之足本善本也。唯唐卷之可贵,为未经宋人之增损,文字清新,能见六朝人神韵。如《规箴》14“郡家事”被改为“郡事”,22“伦伍不恶”被改为“论成不恶”,24“讽诵”下增“朗畅”二字,不惟有失原意,而文章风神亦全变矣。最为可惜。虽然,前田氏藏宋本仍不失为今传《世说》之最佳本也。

只可惜,杨氏明知“唯唐卷之可贵,为未经宋人之增损,文字清新,能见六朝人神韵”,宋本“不失为今传《世说》之最佳本”,自己又以唐卷宋本为底本,却还是犯了宋人改删增损古本之错误,未能遵守古籍整理之基本原则,致使留下一部轻改臆增之“杨氏本”。虽然其用力不可谓不深,初衷不可谓不善,然终究让人在参考引据时手足无措,如今两岸学者在征引《世说》本文时,大多以严格忠实于古本的“余疏”、“徐笺”为据,就是明证。

正如有人戏称的,“明明可以补丁加补丁,何必非要拆线?”对于一生以古籍校雠为职志的杨氏而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明伦出版社版《世说新语校笺》

3

其三,杨氏对于《世说》古本面貌,亦有误判失考之处。

杨氏《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一文,论及《世说》书名时,对余嘉锡所谓“世说”乃“世说新书”之“省文”一说不以为然,认为:“今义庆之书,既非据向书而成,则其不得为‘《新书》’明矣。其《史通》《酉阳杂俎》《通典》以及《御览》《广记》中所引,或作‘《世说》’,或作‘《新书》’者,则据录之本不同耳。”[21]此说甚是。

然杨氏又加按语称:

“《新书》”之名,殆起自梁陈之间,宋本《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曰: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

如此一来,凭空又多出一部顾野王所撰的《世说新书》来![22]而事实上,杨氏显然断句有误,而这个错误实来自王利器的《跋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23]。

《唐写本世说新书注宋本世说新語注》

考汪藻《叙录》“顾野王撰”四字之后,尚有“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共二十七字。细玩文义,盖指顾野王所撰颜氏本跋语也。因为认定有一部顾野王所撰的《世说新书》,杨氏紧接着的一个判断更加“大胆”:

盖《隋志》所录者,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世说注》十卷,必属分别单行之本,故而分别入录;今顾野王所撰,则将孝标注散附义庆书中,使两书合行,通为三卷之本,故名“《世说新书》”,今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款式即然。

杨氏又说:

《南史·刘义庆传》云“所著《世说》十卷”,此乃梁陈间,有合二刘书撰为《新书》者,唐世颇多十卷之本,《南史》殆是据《新书》入录。《新书》既将孝标注散入义庆书中合行,民间流传,寖不知有孝标单行本矣。[24]

而事实上,《隋书·经籍志》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并非“刘孝标《世说注》十卷”,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杨氏所谓“孝标单行本”。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这一表述,实已隐含着这是一个《世说》正文和刘孝标注文合而为一的版本,孝标当初作注时也肯定是随文加注,不可能自己单独誊抄一部不含《世说》本文、只有注文的名为《世说注》的“单行本”。当然就更轮不到顾野王来“将孝标注散附义庆书中,使两书合行,通为三卷之本”,且以《世说新书》冠名以与原书相区别了![25]

启业书局版《世说新语校笺》

对《世说》卷次的判断,杨氏亦有失误。如其尝曰:“汪藻《叙录》尚有二卷本、九卷本、十一卷本、三十八篇本、三十九篇本、四十五篇本,殆皆藏书家好奇标新,合并附益之事。”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四十五篇本”。[26]

此说最早见于宋绍兴八年()董弅《跋》语,其文说:“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今按:此处“四十五篇”,盖指敬胤所注且与前九卷“重出”的四十五事,非门类之谓也。汪藻引王仲至《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可证。此意王能宪已有揭示,惜乎杨氏未察也。[27]

第四,杨氏认为“清谈原是谈嘲”的观点,亦极难成立。

杨氏晚年耽思清谈之起源问题,年夏,撰成《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一文,收入《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中,其论证清谈起源于战国谈嘲,要点如下:

唯一书业中心版《世说新语校笺》

1、“滑稽”一名,既为清谈之同义词,其始则见于《史记·滑稽列传》。(第16页)

2、总上而言,清谈初名当是“滑稽”,其意在讽谏规劝,其辞则俳优。后又名之曰“戏”者,以其语存嘲啁、谐谑之色也。……其视今人常言“清谈老庄”或“魏晋清谈”之意,特云泥之别矣。(第20-21页)

3、陈寅恪曰:“世之所谓清谈,实始自郭林宗,而完成于阮嗣宗也。”……余以为《世说》中所见清谈实录,除谈玄学及人物评论外,尚有滑稽、诙啁一类,时人谓之“清谈”者,当是指此也。(第32页)

4、又汤用彤《读人物志》曰:“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盖谈论既久,由具体人物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变之必然趋势。”此亦不知清谈原是谈嘲,而以谈玄为人物评鉴之后发事耳。其误解与陈寅恪同。(第32页)

在年校笺《再版序》中,杨氏再申此说:“夫清谈,原是谈嘲,起自战国初年之淳于髡,太史公以其滑稽多辩,喜隐语,乃与楚之常以谈笑讽谏者优孟,与秦之善于言笑者优旃合为《滑稽列传》,谓足以和悦人主,谈言微中,亦以解纷乱也。”“其意与滑稽全同,则清谈即是谈嘲无疑也”。[28]又论汤用彤、陈寅恪二氏以谈玄及人物评鉴为清谈,称:“二公之说似可商榷。今以清谈发展之事实言,则清谈并不出于清议,而清议适出于清谈也。”[29]

如此“自铸伟词”之论说,新则新矣,锐则锐矣,却也将清谈之所以为清谈,及其促其产生之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概抹杀了。杨氏此说,盖为论证清谈早于清议,然以谈嘲排调一脉概括魏晋一代学术文化思潮及其精彩表现,实在难免以偏概全、过度阐释之讥。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年12月版)

要言之,杨氏《校笺》可谓筚路蓝缕,草创艰难,其有功于《世说》学之光大自不待言,这是我们必须肯认的事实。

但由于作者撰作伊始,便为个人的再造善本的抱负所指引,而后又因“交相称美”的现实[30],而未能反躬自省,善纳雅言,终于使其劳瘁半生的学术成果瑕瑜互见,给人以“尽美矣,未尽善也”的观感。

杨氏《世说》学的得失利弊,不免让人产生著书立说“谈何容易”之叹。往者已矣!笔者草撰此文,非为唐突前贤,求备一人,实亦用以自警自励,并与知者共勉也。

注释:[1]郑骞书评,原载台北《学苑》第七卷第六期,年6月。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年,第页。[2]柳存仁书评,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华文化研究学报》第三卷第一期,年。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3]周法高:《读世说新语札记》,原载台北《书目季刊》第24卷第2期,年9月16日。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4]参见马瑞志:《世说新语法译本审查报告》,范子烨译,《读书》年第4期。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5]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北:正文书局,年,第1-2页。[6]最早知道杨勇先生,是通过范子烨先生的《世说新语研究》,后者对杨氏多有征引且执弟子礼,让我对杨先生心生敬意。年3月,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收到一份厚厚的邮件,打开一看,竟是子烨先生赠送给我的一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封面已经脱落不见,扉页上有两行钢笔字:“子叶同学参用/杨勇赠/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这是我得到的第一部杨勇先生的校笺本(年又从陈尚君老师处获赠年10月台湾明伦出版社印行的本子),如奉拱璧。年3月间,不意又收到杨先生寄自香港的《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两册,并附一函云:“刘强博士大鉴:顷接范子烨博士来函,知先生正在撰写《世说新语研究史》一书,十分难得。并嘱寄上近作《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以为佐治《世说》之用。查此书研者甚多,真知灼见者少,拙编或可提许多资料,请先生选择。我有修订本乙函(两册)前已寄存贵校,亦可参考。匆此并祝/文祺杨勇三月十二日。”“另乙册赠贵校图书馆,请回信收据。勇又及。”拜读这封圆珠笔写于便条上的来信,深为杨先生提携后进之忱所感动,先生手迹,至今珍藏。[7]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8]柳存仁书评。参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9]参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清华学报》2卷2号,年。[10]《凡例·十一》云:“《考异》中有三条正文为宋本所无者,此系宋时别本《世说》所有,其出于二刘原书无疑,不能废弃。今度其文意之相近,系于《雅量篇》《赏誉篇》《纰漏篇》之末。”加上《德行篇》增入一条,正好是四条。[11]引文据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北:明伦出版社,年再版本。[12]详参拙文《史敬胤的世说选注》,曾在年厦门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文选学年会上宣读。见拙著《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一章第一节,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13]按:此条所以被删,源于柳存仁书评的商榷。然柳氏不仅未曾指出杨著妄增原书之失,反顺着杨氏的思路说:“疑此《考异》别出之五十字系错简,当在‘併当箱箧’及‘长豫亡后’两句间。”(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杨氏虽在修订版中改《初版自序》“一千一百三十四条”为“一千一百三十三条”,却不仅没有如柳氏所建议在该条正文中增补此段,且又在《德行篇》末尾删去了这莫须有的第48条。足见杨氏亦未必以柳氏之说为然。遗憾的是,杨氏并未将另外增补的三条也一并删去,以致永久留下了版本上的一大瑕疵。[14]柳存仁书评,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15]何敬群书评,原载《香港珠海书院学报》第四期,年7月。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16]转引自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一文。参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第10页。[17]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见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第11、14页。[18]徐道邻:《评世说新语校笺》,原载《香港明报月刊》82期,年5月。参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19]唐翼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读书》年第2期。参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页。[20]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学术论文集》,武汉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21]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41页。[22]关于《世说》书名,窃以为台湾学者马森所论最为详明:“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书成,即以其先世亡书之名以名之。至刘孝标做注时,犹称《世说》。以顾野王撰颜氏本《跋》观之,梁、陈间又有题作《世说新书》者行于世。以刘知幾《史通》所言观之,则隋唐之际或有题作《世说新语》者行于世。盖自是三名并行,故唐、宋人修史称《世说》,唐写本及段成式《酉阳杂俎》称《世说新书》,刘知幾《史通》称《世说新语》。”参马森:《世说新语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图书馆藏,年硕士论文未刊稿,第1页。[23]原载《图书季刊》新6卷1-2期合刊,年。[24]以上三段引文,均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8卷第2期,年。亦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41、43、44页。[25]按:杨氏的这一误判也影响了后来学者的判断,萧虹就采用了杨氏的说法,称:“早期书名《世说新书》依汪藻之见,始自梁代顾野王(-)。”(《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2页。)范子烨亦曾征引杨氏观点并指出:“据此,创造《世说新书》这一书名并将刘注本《世说》改编为三卷的,可能就是顾野王。……可能是顾野王对《世说》原书作了一次整理,而为与原本相区别而仿效刘向校书惯例的结果。”参见《〈世说〉〈续世说〉〈世说新书〉》,《书品》年第2期。[26]按:受杨氏影响,萧虹也以为“有过四十五篇本,末卷大抵重复以前内容”。见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第18页。[27]王能宪按云:“此本四十五事中有二事为前九卷所无。又据汪氏《叙录》,另有他本第十卷凡五十一事,其中三事为前九卷所无。”见氏著:《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第66页。[28]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一册,第13-14页。[29]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一册,第16页。[30]今按:杨氏在《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的《后记·余言》中说:“我的《世说新语校笺》有这么九位高贤一致肯定,交相称美,其书品位不问可知。也着实增加了我书之声价。”而事实上,九篇文章,专门的书评仅有郑骞、柳存仁、何敬群、车柱环、徐道邻五篇,其中徐道邻书评主要持批评意见,唐翼明的文章也颇有微词,实在谈不上“交相称美”。又,何敬群、车柱环的书评都提到《言语篇》53条:“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云云。杨笺曰:“庾稚恭,当作庾叔预。武帝,当作成帝。《晋书·庾翼传》翼卒于穆帝永和元年(),年五十一。则武帝在位(-)期间,翼尚未出生,不得以毛扇献之明矣。”两人都认为这是杨勇的考订成果而大加称赏。实则这条考证出自刘盼遂的《世说新语校笺》,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亦承之,且庾翼的年龄,刘、王二氏所校不误,皆作年四十一,杨笺则误作五十一。杨氏对此一“谬赞”未作任何解释,亦可见其当时之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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