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三场主题讨论“转抄和引录中的文本流动”。自北宋以来，历朝官方皆校刻正史，使得刻本系统中的正史文本相对稳定，也几乎淹没了抄本环境中正史文本的复杂多样。以出土写本、旧注、类书等为线索，可以在刻本流传体系以外更全面完整地认识正史成书以来的文本演变，也有助于思考刻本校勘的定位。本场讨论包括以下五篇报告：马楠（清华大学历史学系）《郑玄注〈禹贡〉所引“地理志”系〈东观汉记〉之地理志考》、陈爽（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写本时代正史文本的散佚与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鲁明（中华书局）《中古类书引存正史琐议》、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流动的“班马异同”——古书互见文本异文的动态演化》和真大成（浙江大学中文系）《“文本互见”与“互见文本”：以中古史书为例》。马楠马楠讨论《禹贡》郑玄注所以引用的“地理志”并非孙星衍所认为的《汉书·地理志》，报告指出，郑注所引“地理志”与《汉书·地理志》多有不合，不合之处均可得到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的印证。郑玄不可能引用吴人薛莹、谢承和西晋司马彪、华峤著述，再排除掉《汉书·地理志》，那么从时段上看，郑玄引用的只可能是《东观汉记》的《地理志》。清人已有类似猜测，但都引用宋人余靖《后汉书》序，而没有注意余靖说本于《史通》，根据《史通》的记载，元嘉元年《东观汉记》的《地理志》已经完成。马融在桓帝时任南郡太守，因梁不疑事得罪梁冀，被徙朔方，当在元嘉元年之后；其被赦得还、复拜议郎，则在永兴二年十一月桓帝校猎上林、马融撰《上林赋》之前。此后马融因病告归，郑玄在其门下七年，至迟在延熹三年至延熹九年。大概在此七年中，郑玄接触到了《东观汉记》的《地理志》。钱大昕《三史拾遗》论及，《汉书·地理志》称“古文”凡十一处，与《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一一吻合，这十一条《续汉志》全同古文说，且无“古文以为”的字样。郑注所引“地理志”当然全同古文说，与《续汉志》更为切合而记山川在郡县方位稍详，因此推测《东观汉记》之《地理志》面目也当介于《汉志》与《续汉志》之间。陈爽的报告讨论中古类书的正史引文及其对校勘正史的意义，首先从中古正史的流传过程出发考虑在校勘中利用类书的必要性。唐宋以前诸史经历了漫长的写本传抄阶段，除了产生大量异文、错讹，也难以避免散佚。而自从宋代校勘镂版后，尽管当时校勘成效亦不尽如人意，“尚有残脱”的状况仍普遍存在，但诸史文本便被定于一尊，相关写本逐渐消亡，大量异文也随之淹没。两宋之际的战乱，又令诸史文本出现一些散失。现有的正史校刊与整理以版本校为主，强调版本依据。这一原则的基础是设定存在一个完整准确的初刊本或善本，普遍适用于与宋元以后有成熟版刻史的文献，但应用到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史，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唐宋类书中有所征引的诸多正史散佚文本由于缺乏“版本依据”，无法准确地定位到今本正史的恰当位置而被忽略或舍弃，无法入校，致使诸多有价值的佚文无法被有效利用。近年來，报告人将《太平御览》所引诸家南北朝七史与今本逐条比勘，发现了多条佚文，有些是类书溢出少量文字但却可明显增进对史事的理解，有些则是比较长篇的佚文，在原书中位置不明，现存南北朝七史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完整。考虑到编纂类书者一般仅作删节，这些文字应该能反映唐宋写本的一些原始面貌，尤其是有助于发现看似通顺的隐性脱误，具有珍贵独特的校勘价値。刘毓松校刻《汉书》，凡例中认为中古类书“所当取校，以溯宋本之源。”王瑞来先生据此引申出“注意寻找版本之外的版本进行校勘”的校勘原则。吴玉贵先生的《唐书辑校》把《御览》所引《唐书》提升到独立版本系统的角度进行硏究和整理，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而我们现在的正史校勘没有把类书上升到版本的层面。上次点校时，唐长孺先生、王仲荦先生都从类书中发掘出重要内容。但这些成绩的取得，多依赖老一辈学人的博闻强识和慧眼偶得，未形成相应的校刊规范和工作流程。中古正史中已经出版的几种修订本，限于修订整理通则，弃置了不少类书中的重要正史佚文。报告建议将类书等古籍中征引的中古正史文本视为一种特定的版本进行辑录和通校，并以“附录”的形式将今本正史无从措置的佚文单独辑出刊于书后。鲁明讨论《御览》引用的正史。《太平御览》征引的每一部正史都相当程度地存在所题出处与实际内容不符的问题。征引越多的史书乃至其他典籍，这种情形就越明显。这一现象难以仅用类书编纂者的疏失或写、刻本时代文献面貌的差异来笼统解释。宋代个人阅读《御览》的记载极少，但已见有质疑其个别条目引书名实不副者。明万历以后，《御览》传布渐广，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等好刺取类书异文疏通经典，但这种零星的利用难以发现类书引文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梁玉绳校《史记》、岑建功校《旧唐书》，始通盘覈对《御览》所引某部正史，发现大量史文溢出今本之外。王叔岷先生斠证《史记》，吴玉贵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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