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东晋的法书收藏，接下来是南朝的法书收藏。我们依刘涛先生的分段，先说宋、齐，再说梁、陈，一朝一朝地说下去：
（南北朝的年代分期）
宋、齐时期法书名迹的收藏先说刘宋。
刘宋建立之时，刘裕曾派遣臧喜入宫装载东晋御府的藏品，可以这样说，刘宋初年御府的收藏品，大概多是东晋的“国有资产”，这里的“国有资产”说得很形象，其实就是东晋的御府收藏。
关于刘宋御府收藏，刘宋宗室不断内乱，于是御府藏品不断散失，然后新上台的主政者，又以天府之力不断搜集收藏。就是不断散失，不断搜集，搜集、散失，周而复始……
然后是私家收藏。以刘宋前期新渝惠侯刘义宗（？-）最为著名，收藏也最多。刘义宗这个人好记，因为他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的弟弟。
（刘义庆像）
刘义宗爱重二王书迹，“悬金招买，不计贵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以重金收买的各类藏品，常常是重利之人“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其实就是伪品“做旧”）的藏品，“多有非真”。
关于刘宋御府藏品的数量，可以具体参见虞龢的《论书表》，非常详细，计有：
张芝缣素及纸书字；泰始年间又得嫌素书字；张昶缣素及纸书字；锺繇纸书字，锺会书5纸字；索靖纸书字；毛宏八分嫌素书4字。
以字来计数，是因为东晋以前的法书数量甚少。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迹却较多，因此以“帙”“卷”为数量单位，共有26帙卷。
“二王”之外，还有“三品书”，凡52帙卷，又有羊欣作品佳妙者，计18帙卷。以这个数量来计算，共有96帙卷。
再说南齐
南齐建国之初，内府的古代书迹惟有11帙。这个数量实在与刘宋差别太大，刘涛先生认为，原因是南齐采用和平的“禅代”方式取代刘宋之际，刘宋皇族拱手让出了江山，但是御府的藏品特别是法书名迹并未如数交付新朝（交江山不交财富）。刘宋敛聚的大批法书名迹，在宋、齐之交大多散失于私家。
南齐需要提一下的私家收藏者，是周颙。周颙是著名文士，我们熟知的成语“早韭晚菘”，典故就是来自周颙。
周颙也是书法家，齐武帝萧长懋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周颙是中书郞，兼著作，负责撰写起居注。他常去东宫拜访，深受赏识。有一次，太子要他书写玄圃茅斋壁，正巧被国子监的国子祭酒何胤看见，何胤很喜欢他写的字，提出要用自己写的一幅“倒薤书”（我们说过，是篆书的一种美术变体）与周颙交换，
周颙的回答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何胤明白这是婉拒，于是只好作罢。这件事记载于《南齐书·周颙传》，显然，士族书家之间交换书迹，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交换当然是为了收藏。
南齐末年，藏纳法书古迹的秘阁遭遇兵火，“经藉遗散”，估计御府的法书也随之散失（乱世总是在不断摧残文化）。
梁、陈时期的法书名迹收藏先说梁。
南朝时期，数梁朝的文风最盛，因为梁武帝。
（梁武帝像）
梁武帝尤好图书古迹，由于齐末的兵火之灾，梁在代齐立国之际，并未“照单全收”南齐御府的法书名迹。于是梁武帝搜访天下，重新收集法书名迹。以一国之力收藏法书，当然所获甚多，但究竟数量为多少，却没有准确记载。
依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载，至少不少于他所说的二百七十卷。而据唐代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说，梁天监年间，“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与刘宋御府相比，仅二王书迹就已接近刘宋府藏的总量，由此推算，梁代收藏，的确有“天府如海”的收藏气派。
可叹的是——
在经历了梁武帝末年“侯景之乱”后，梁被西魏灭国，梁武帝经营起来的御府收藏，在西魏攻破梁都时梁元帝萧绎遣后阁舍人高善宝将梁府图书典籍付之一炬，这是中国书籍史上最大的一次书厄。颜之推曾叹道：“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侯景之乱局势图）
这把火烧了多少藏品呢？张怀瓘说是十四万卷，张彦远说是二十四万卷，这个数字没有定论，但据西魏将领“于谨于煨烬之中，收得书画四千卷（轴），归于长安”，余火之中，尚有如此之多，可见梁府蓄藏之富，也足见这把火让人叹息！
让人心中生恨的是，这些转移到北方的梁府残余之物，并未完整地保存下来，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南巡江都，“秘府图书，多将从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余者归宇文化及，宇文氏后败于窦建德，只留下存留于东都的少部分藏品，后归于唐代李世民的贞观御府。
再说陈。
陈朝同刘宋一样，第二代帝王陈文帝才开始搜求名迹，这次搜集，当然不可能获得多少名迹，因为前面宋、齐、梁已经搜集到了“地无遁宝”的程度。或许因此，陈朝的有些藏品真的来源于地下的墓葬。
郗昙墓就被盗挖，这于郗家裔孙是伤心事，而名迹的复得于地下，却是收藏家的幸事。
据说陈朝曾得到一本王羲之的《乐毅论》，递藏于天府、王府间。王羲之的后人智永（前文曾有介绍，智永是陈朝书法家）得见，认为是真迹。
（智永画像）
并且，智永临写集王字《千字文》有“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而这些临本俨然为当时寺庙的藏品，存至唐朝，居然一本“直钱数万”。
至于陈朝御府的收藏数量。已经没有精确的数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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