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徐俊著，中华书局，年1月版，页，88.00元年岁末，执掌中华书局十年的徐俊先生荣退，其新著《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下简称《却顾集》）出版，适逢中华书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前夕，据悉，新书首发是“局庆”第一场活动，可谓“三喜”临门，实在值得庆贺。作为同行，拜读新著，感佩之下，更多收获。李白当年作《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正值初入长安，虽隐居终南山，但仍“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无非个人感慨。徐著借以书名,然更具“历史现场感”，正如作者所说：“新书虽以‘翠微’为关键词，但实际主要涵括中华书局翠微路与王府井两个时代的书人书事……以文字重回那个时代，重回历史现场。”启功先生来到中华书局六里桥新厦（年初，左一李岩，右一熊国祯）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在谈到初衷时说：“文化侵略比任何侵略都可怕，一国的文化事业若不幸落于他人之手，那种危亡的事实立刻就可实现，因为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一发展，虽有坚甲利兵作抵御的工具，也很少有用……敝局同人在前清末年感于文化机关之被人侵略，于是筚路蓝缕地设一纯粹华人自办的文化机关——就是今日的中华书局——以为抵御文化侵略的工具。”（《西湖博览会中华书局宣传日敬告来宾》，见《陆费逵文选》，页，中华书局年版）在百十年历史风云与变迁中，中华书局也经历过与国家命运一样的多重曲折，出版宗旨也从当初的“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发展为今天的“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年，中华书局总部从上海迁北京，先在西总布胡同7号，后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期间，短暂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合署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年独立建制，定位为整理出版古籍与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并被指定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年迁至北京翠微路2号，年与商务印书馆合并成一个单位，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办公地址迁至王府井大街36号。年中华书局恢复原独立建制，年迁今址（参见《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中华书局年版）。《却顾集》通过档案、书信以及著者亲身经历，在书与人的历史场景中，与读者一起回望其中的一段历史。用今天的话讲，从翠微路到王府井，是中华书局的一个“高光”时刻，许多书与人，属于“天花板”级的，有着现今也无法企及的高度，诸如被誉为“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等。年，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共计九十一部，中华书局入选三十四部，其中有二十四部出版于徐著所述时间段。“翠微校史”期间留下的唯一最全合影。“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会间看望陈垣先生，与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乃和等合影（年7月17日）《却顾集》收录徐俊先生三十七篇文章，作者谦逊言“内容错杂，缺乏系统性”，实际上，该书的副标题“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是很好的说明，用著者的话：“就一本书而言，其自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借助这些旧档书事，我们能够看到一本书的生命历程、一本书所经历的内外作用力，反过来也折射出一本书所在时代的学术、文化及社会生态，是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三十多篇文章,虽写于不同时期，但具“书史”框架，国史、学人、编辑三组重点，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徐著所作，主要依据中华书局档案、相关当事人书信、日记以及著者本人亲身经历，故其史料之丰富信实，十分珍贵、难得。加之徐俊在中华书局工作近四十年，从普通编辑到掌门人，甚至是书局历史上，“唯一一个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全做过的人”，在这样一个“百年老店”里，他受过老辈教泽，又帮助和见证年轻一代成长，所以在其每一篇文字中，都充满感情。他荣退当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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