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宋魏军事冲突对于刘宋的影响之时，诸位前辈谈到的更多是军事冲突对于刘宋国力的消耗，至于军事冲突失利所引起的政局动荡，多是一笔带过。笔者在此拟从两方面谈南北军事冲突导致刘宋国势渐衰的问题：一是五次军事冲突对于刘宋国力的消耗，导致刘宋治世的结束；二是军事冲突失利后，往往导致刘宋政局更加不稳定，使得刘宋国内政治进一步败坏。后期的军事冲突，都有宗王参加，战后无论胜败，也都有一些宗王的势力崛起，他们打破了刘宋朝政原有的脆弱平衡，从而导致刘宋政局陷入较长时间的动荡。刘宋治世的结束以及政治的动荡，使得刘宋国势渐衰。
一、刘宋治世结束在义熙元年执掌东晋政权后，刘裕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刘裕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义熙土断”，同时还开始检括户籍，打击豪强，坚持与民休息，其本人也力行节俭。经过十余年的改革，东晋/刘宋的国力得到了增强。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刘裕的改革缓和了阶级矛盾，发展了生产，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基础。
年刘裕病逝，北魏趁机南下侵宋，北魏取刘宋河南之战爆发，刘宋与北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北魏攻取了刘宋河南之地。当时的河南之地，为刘宋北部边疆地区，对于当时河南之地的情况，《宋书》有载：“义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可知河南之地在当时是萧条的边疆之地。
此次战事，刘宋虽丧失河南之地，但对于刘宋国力造成的损失不大。战事结束的次年，文帝即位。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土断，检查户籍，打击豪强，推进改革。于此同时，文帝力保内部稳定，力行节俭，劝学兴农，与民休息。经过近二十余年的修养，最终达成了“内清外晏，四海静谧如也。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的元嘉盛世。
北魏在刘裕新丧之际趁机夺取了河南之地，文帝为了收复丧失的河南失地，先后组织了三次北伐，并且与北魏在仇池争夺了一次。元嘉第一次北伐，大军第一次进军的途中在水路就耽误数月，大军沿途消耗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到彥之大军失利，在撤退途中将军资尽数焚毁。刘宋其余诸军也同时败退，损失惨重。青州刺史萧思话更是因为畏惧魏军而南逃，其所领的郡民将当时郡内的所有积谷尽数焚毁。
对于这次北伐刘宋的损失，《宋书·顾琛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此次北伐所耗费物资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此后，刘宋在与北魏争夺仇池之时又败。先是胡崇之大军败于浊水，兵败被俘；其后杨文德与姜道盛率军两万继续进伐，结果依然惨败。刘宋大军在仇池军事行动先后失利，当时主要承担后勤保障的荆、雍之地，其承受的损失不仅是战时物资的损失，还有战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资源，可以说损失惨重。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率军主动南下，双方先是在悬瓠展开大战。此战，北魏抄略刘宋淮西之地，史载：“虏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随后文帝即开始了元嘉第二次北伐之事。元嘉此次北伐失利，刘宋军资耗费甚巨。王玄谟败于滑台，尽弃资仗；刘康祖大败于尉武，诸军皆被杀；臧质在盱眙城郊也战败，所率丧近万人，等等。
此次战争的失利，更大的损失可能还在北魏对南朝的抄略和杀戮。史载：“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仅拓跋焘在广陵所掠之民就有近万人，北魏所掠的总数可想而知。
对于当时战争过后的惨状，史书载：“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刘宋在元嘉第二次北伐之战中可以说损失极为惨重。元嘉二十九年，文帝再次重整大军继续与北魏争夺河南之地，此次北伐刘宋，几乎是强弩之末，不过劳而无功，再次徒耗国力而已。
从刘裕执掌东晋政权，到宋文帝治国时期，两代君主通过推进土断，打击豪强，劝课农桑等措施，使得国力日益得上升，甚至出现“元嘉之治”的局面，刘宋君臣不可谓不努力。然而，在此期间刘宋与北魏的数次军事交手，刘宋均以失利收场，而且，每一次的失败，不仅使得国库耗尽，还使得北方边疆地区遭到惨重破坏，使下一次的军事行动因为得不到前线地区的有力支持而变得更加困难。北伐变得越来越无望，自东晋末年以来所积累的国力和所谓的“治世”，就这样在连续的消耗之下结束了。
二、刘宋陷入动荡在刘宋与北魏军事争夺期间，文帝为了经略河南之地，开始重用宗王。元嘉第一次北伐之时，文帝就以长沙王刘义欣为北伐总统，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北伐归来之后，文帝将南豫、豫州合并为豫州，让刘义欣出任豫州刺史。刘义欣担任豫州刺史直到元嘉十六年病逝。
元嘉二十二年开始文帝欲再次经略河南，然后命武陵王刘骏、南平王刘铄接连出任豫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新野侯刘义宾、武陵王刘骏接连出为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随王刘诞接连出为雍州刺史。刘宋元嘉第二次北伐期间，分三路大军，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为东路军最高统帅，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为中路军最高统帅，雍州刺史随王刘诞为西路军最高统帅，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镇彭城，任北伐的最高统帅。
文帝很重视经略北伐之事，不仅让宗王出居边镇，还着力增强雍州、豫州、徐州三个边镇的军事力量。对于加强雍州力量，史载：“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
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文帝为增强襄阳的实力，将江州文武、湘州的财政收入都分配给了雍州。对于加强豫州力量，史载：“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寻领安蛮校尉。”
文帝将豫州、南豫州合并为豫州，又让刘铄出任刺史，并且又让其领“安蛮校尉”。此时豫州的实力已经远超之前豫州的实力。
对于徐州方面的军事力量，宋文帝一直都很重视。徐州是元嘉三次北伐的主力所在，徐州刺史所领州郡的数量是三个边镇中最多的，所领的军队数量也最多。《宋书·张畅传》有一个张畅在与北魏使者李孝伯交谈的记载，其中张畅曾对李孝伯声称彭城有“精甲十万”。在非战争状态下，这个数量是非常多了。
刘宋的这三个边镇，因为有重兵防守，故其守将的实力资历都很大，在与北魏的军事冲突中往往担任“高级将职”。但当文帝令宗王出镇后，这些将领已经很少有人能担任高级将职了，他们多转而出任这些宗王的僚佐，并与宗王逐渐形成了府主与幕僚的关系。文帝经略北伐，使得这些参与经略的宗王，实力得以迅速的提升。而实力提升后的宗王，对刘宋朝政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会更大。太子刘劭弑杀宋文帝后刘宋的乱局，就是一例。
太子刘劭与宋文帝文帝的矛盾，起因是北伐。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在文帝准备之初，太子刘劭是不赞成的。史载：“二十七年，上将北伐，劭与萧思话固谏。”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败后，太子刘劭又建议文帝：“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以谢天下。”江湛是文帝心腹之臣，也确实是力主北伐的大臣（时任吏部尚书，参与机密），太子要让他承担战败的责任，不为无理。文帝自然不会被斩杀。
文帝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文帝将失败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此时可以说太子与文帝之间已生嫌隙。刘劭自知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怕父皇责罚，便于兄弟刘濬（文帝次子）谋以巫蛊术诅咒刘义隆。此后，巫蛊虽事发，刘义隆却也忍住怒气，对刘劭、刘濬巫蛊之事未予深究。
元嘉二十九年，文帝再次不顾群臣的反对发动北伐。此次北伐依然无功，还导致其与太子刘劭的矛盾更加的激化。太子刘劭和刘濬其实一直没有停止用巫蛊诅咒文帝，此时巫蛊之事再发，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文帝便准备废太子刘劭，赐死刘濬，但迟迟不能决断。面临被废危机的太子刘劭决定先发制人，在元嘉第三次北伐之战结束后仅四个月，太子刘劭弑杀了文帝。
宗王的势力已经在经略北伐之时势力得到了壮大，当太子刘劭弑杀文帝后不久，曾参与经略北伐的宗王刘骏、刘诞等，联合起兵讨伐太子刘劭。不久，太子刘劭兵败被杀，刘骏即位，是为宋孝武帝。对于此段史实，《魏书》中这样描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刘骏在即位后刘宋内乱并未停止。孝建元年，南谯王刘义宣起兵反叛刘骏，刘骏遣将将其镇压。在镇压刘义宣不久，刘骏因畏惧另一个与其具有相同背景（曾参与经略北伐）的宗王刘诞反叛，于大明三年先宣布刘诞叛乱，随后遣军去平定刘诞。自元嘉二十七年文帝被弑杀，到大明三年刘诞被平定，刘宋的内乱持续了六年的时间，整个刘宋的朝局才平静下来。
总结刘宋与北魏三十余年的争夺中，徒耗了刘宋的国力。文帝在经略之时重用宗王，使得宗王势力得以上升。而文帝与太子刘劭的矛盾，到最后太子弑杀文帝，打开了势力大涨的诸王角逐皇权的乱局，之后数年，刘宋动荡不止，国势焉能不衰？史载：“兵连不息，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