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一著名论断，他认为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史学成就与我国很早以来就有的建置完备的史官制度密不可分。史学在南朝时期逐步走向成熟，其中虽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南朝史官制度的完备对于史学的繁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于国史的撰修。
刘宋国史的编修刘宋修史活动开始于元嘉十六年，据何承天本传记载，元嘉十六年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编修国史。《宋书·自序》：“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这次修撰，共完成了志15篇和武帝功臣纪传。何承天主要负责编写了纪传部分以及天文、律历二志，剩下的志书部分则由山谦之继续编写。
而后在元嘉二十八年，朝廷打算重启刘宋的国史编撰，特意任命史学家裴松之为监修国史，以期完成何承天未完成的国史编撰任务。以“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
朝廷有意重新启动修史活动，可惜裴松之年事已高，未来得及从事相关活动便突然地去世，导致这一次的修史活动仅仅停留在计划阶段，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在裴松之之后，朝廷又命令何承天的助手山谦之扛起编修大旗，对他委以重任，可惜山谦之刚受命不久，就因病去世。朝廷为了避免国史编撰陷入僵局，又命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继续山谦之的工作，继续完成刘宋国史的编撰，苏宝生主要编撰了元嘉时期的列传部分，续上了何承天当初所编写的纪传。
刘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修史活动是对建国以来的修史成果进行总结，把何承天、苏宝生、山谦之等人所编写的史书进行整合，朝廷命徐爰总领此事，由丘巨源辅佐，《南齐书·丘巨源传》曰：“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
徐爰整合前人所著，完成了从刘宋建国至大明末的史书编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这次修史活动规模较大，孝武帝亲自召集内外大臣对史书体例断限进行博议，并作出裁断。
参加修撰的人可能也很多，甚至连孝武帝本人也参加了修撰，亲自撰写“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自为义恭作传”。
萧齐国史的编修萧齐即在开国之初就已着手国史工作，这可能与齐高帝萧道成早年跟着一代儒家宗师雷次宗学习的经历有关，而萧道成即使日后军旅繁忙，也没有忘记学业。所以在刚刚换代之初，他便命丘灵鞠知国史事，《南齐书·文学》中提到丘灵鞠说：“建元元年，转中书郎，中正如故。敕知东宫手笔。寻又掌知国史。”
从这条史料看，萧齐国史工作踵承刘宋，没有间断。建元二年，萧道成又任命檀超、江淹以他官知国史事，专门负责皇朝史的编撰。
萧齐建国之初的国史体例大讨论，最终以江淹的国史编撰要遵循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朝会、舆服、州郡、百官、天文、五行这十志。虽然萧梁的这次修史活动得到了皇帝和大臣们的大力支持，但最终史书编撰的过程坎坷崎岖，结果也不了了之。
檀超还没完成史书的编纂工作，便在史官的任上去世了，江淹接着以一人之力独立编写，仍然力有不逮。李延寿批评江淹时认为他太由着自己的性子，没有把著书立说当成一回事，最后所编写出来的十三篇传志连次序都没有，完全像是一部匆忙赶成的初稿。
刘知己倒是替江淹辩解了，说江淹认为编撰史书最难的部分就是编写志，所以他想要先编出十志来彰显他自己的才能。只可惜其史才与史学均不能承担编修国史的重任。
在檀超、江淹之后，建元四年，齐高帝萧道成又命沈约撰写国史，这一次萧道成慧眼识人，沈约不负所望，完成了《齐纪》二十卷。在沈约撰《齐纪》的同时，谢超宗以黄门侍郎掌知国史事。《南齐书》卷三十六《谢超宗传》：“世祖即位，使掌国史。”
江淹也在永明初年的时候，又重新复掌国史。他虽然是第二次掌知史事，但是这一次却不见有成果记载。
自永明二年以后，萧齐陷入了战乱不休的境地，整个朝廷的运转都出现了问题，朝廷的中心也就放到了争权夺位和军事战争中去了，萧齐国史编撰工作受到冷落，再无大的突破，但是史官制度仍然还在运作、发展中。
萧梁国史的编修萧梁著作官经常负责起居注的编写，经常驻内廷，如果遇到朝廷计划国史编撰，著作郎也会参与其中，同时编修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的职能被拆分，起居为日常工作，国史修撰为临时任务，视撰事需要另设史官，以别职兼领。如沈约、周兴嗣、萧子显、谢昊等。
天监初，周捨常居省内，负责萧梁的国史编写工作，太学博士刘杲协助周捨撰国史。梁元帝时期，沈约与其他官员一起编修国史，据史籍记载沈约所撰已有百篇。但是恰逢梁元帝被西魏所擒，京城被毁，所撰百篇都被焚毁了。
江淹以萧梁秘书监一职重新修订《齐史》十志，天监中，萧子显请求撰写《齐史》，完成之后，上呈给了梁武帝，梁武帝命秘书监予以收藏。当时的奉朝请吴均也请求撰修齐史，请求朝廷给他开放起居注，以便其收集史料来编写。
梁武帝没有同意开放起居注，但是也没有反对吴均想要撰写齐史的想法，告诉他齐代的故事都在坊间流传，劝他可以多去民间采访，自己去搜集史料。吴均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编写成《齐春秋》三十篇。
但是他在书中没有为梁武帝避讳，直言梁武帝时萧齐的佐命大臣，映射其谋权篡位的行为，遭到了梁武帝厌恶，梁武帝下令将其所著《齐春秋》焚毁。此后，梁武帝又使吴均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最后都得以完成，但是列传部分却没有编写出来。
陈朝国史的编修陈时期的国史编修少见由朝廷组织的大规模活动，大多是以著作郎们的个人作品来呈现。陈朝建立之初，杜之伟便以中书侍郎、鸿胪卿领大著作，敕撰梁史，同时还引姚察为著作佐郎，协助其编修梁史，其二人史才卓著，可见陈朝建立初期对于前朝史书编修的重视。
其后又以许亨为太中大夫领大著作，知撰梁史事，许亨先是撰成《齐书》五十卷，可惜遇乱亡佚，最后撰成《梁史》五十八卷。陈文帝时期又先后以虞荔、徐陵、顾野王等人为大著作，顾野王掌国史，知梁史事，最终编写成《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两百卷。
陈宣帝时期，陆琼领大著作、撰国史，可惜未见成果于世。后主时姚察任著作郎，撰有《梁书》《陈书》草本，最后由其子姚思廉加以完善成本。
南朝是急剧动荡的时代，王朝更替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冲突尖锐，朝廷内部纷争不断，朝廷与藩王的关系也十分紧张。
因此朝廷对史学十分的重视，他们既要以史为鉴，吸取历朝历代兴衰的经验，又要通过编修史书，为自己的政权谋取合法性，朝廷重视撰修国史，鼓励修史，发掘更多有才华的史家，南朝时期皇朝史编撰兴盛不衰的局面正是风云时代与史官制度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