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东海徐氏家族南迁至京口，但至刘宋时期方始崛起。东海徐氏家族崛起的代表人物是徐羡之。
《宋书》本传载：“起自布衣，又无学术。”但徐羡之并非汉族，而是出身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士族。徐羡之曾祖徐褚，为晋太子洗马。太子洗马为太子的侍从官，负责教导太子政事与文理，因此多由士人承担。
徐羡之的祖父徐宁“通朗博涉”，“人所应有而不必有，人所应无而不必无”，桓彝赞其为“海岱清士”，也是地道的士人。伯父徐丰之曾参加了王羲之、谢安组织的由诗人组成的兰亭诗会，并即兴作诗两首。
在四十二位参加者当中，他的位次仅排在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之后，可见是位风流逍遥的才子。
而《宋书》一方面载徐羡之“无学术”，另一方面又言其“晓万事，安异同”，可见虽不及祖、父辈们的文采，但也颇有政事文化等素养。因此东晋时期的东海徐氏应归为士族行列。
虽然出身士族，但东晋时期的徐氏家族门第不高。这可以从徐氏家族世代的官职看得出来。徐羡之曾祖徐褚，为晋太子洗马，祖徐宁晋吏部郎，父徐祚之，上虞令，伯父徐丰之为行参军，虽然代代为官，但却官职不高。
“东海徐氏在东晋末年大概只是高级士族中位望最差的家族。”东晋时期门阀观念根深蒂固，高门大族把持高层政权，寒门无资参政，门第较低的士族恐怕只能担当一些比较低一点的职务，从这一层面上看徐氏家族在东晋末年属于次等士族。
但是，东海徐氏在东晋时期这种状况到南朝发生了根本改变，政治上世出高官，文化上代有鸿儒，他们脱下了家族的“布衣”，而跻身于为润屋豪家之列。
有人说“一切文学对于魏晋王谢等为代表的大家族的欣羡，皆不如寒族及其次等士族通过自身努力崛起来的感人，即使被高层文人所讥，被高层政权集团所排挤，但是，因为有这些大胆的尝试，才能改变中国日后的历史。”
东海徐氏植根齐鲁，儒家思想是这个家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积极进取，可以看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东海徐氏家族成员都积极仕进，而绝不因为困难而隐居或退缩。晋宋之际，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玄学清谈逐渐消退，儒家思想再次回归，风云际会之时，东海徐氏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积极追求功业，因而至盛。
儒家思想在家族中另一个表现就是一种孝忠家风。孝，维持着家族的团结与利益，而忠则表现出对朝廷和国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东海徐氏在南朝朝廷备受重视和信赖，他们也不负期望，为当时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羡之废帝杀王，在历史上受到激愤谴责，但是孟子早就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少帝、庐陵王劣迹斑斑，已经危及了国家的利益，因此，徐羡之发动宫廷政变，“废昏立明”，虽身遭杀戮，却为元嘉之治创造了契机。
徐勉被称为一代贤相，“及居重任，竭诚事主，动师古始，依则先王，提衡端轨，物无异议，为梁宗臣。”徐陵也是一位刚正忠贞的大臣，他弹劾权臣，力推名将，提拔后生，都表现出对国家深深的责任感。另外，像徐孝嗣、徐怦、徐君敷、徐摛、徐俭等都是肃正的臣子。东海徐氏家族从忠孝观念出发，积极作为，为国负责，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海徐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儒学传统，他们追溯仁义之王徐偃王为他们的先祖，他们在儒学的发源地形成郡望，在遥远的家族史上，家族有很多儒学先师，可以说，儒学已成为东海徐氏的“家学”，这在南朝时期体现得尤其突出。
但是，由于魏晋以来，“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朝廷的礼仪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祭祀、丧葬、释典仪礼等，在这方面东海徐氏家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徐孝嗣、徐勉、徐陵等都是朝廷礼仪建设的中心人物。徐勉更为一代儒宗，由他主持编纂的五礼丛书，工程浩大，使“经礼大备，政典载弘”，“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
五礼的编纂不仅使朝廷的礼仪建设有法可循，也带动了经学家们的研究热情，推动了经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
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文学素养不仅保证了东海徐氏家族仕进道路的通畅，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家族的利益和地位。南朝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充满了杀戮、阴谋和斗争，当然也有很多机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徐氏家族审时度势，加强家族教育，光大家族文化，由次等士族一跃而进入高门大族之列，为当时乃至后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