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可见他在历史学和国学方面的造诣之深。在《钱穆珍稀讲义-中国学术文化九讲》中,钱穆先生特别讲了《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综述》,对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别推崇,认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优于其它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支离破碎的时期。自三国魏蜀吴鼎立,至晋武帝统一,接着便是八王之乱,随后怀、愍二帝蒙尘。接着东晋南渡,偏安一隅,有宋、齐、梁、陈四代,北方则五胡迭起,十六国纷峙,此后渐归统一。与宋同时期为北魏,后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是北齐与北周,其间前后约四百年。在这四百年中,太平统一的时间不足十分之一。在如此兵荒马乱、政治黑暗的时代,人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值得钱穆先生如此推崇呢?01学术文化上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活跃,迸发出其他太平盛世时代所没有的火花,主要表现在著书立说上,《隋书·经籍志》所收古今书籍,大多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所创作,以数量来看,在这四百年间,每年可得新书十部,也可说几乎每月产生一本新书,在这些著作中,佛道典籍还不算在内。中国史学的发达,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且此一时期的史学之盛,是凌驾于两汉、隋唐的,只有宋代能与之相比,重要的史学著作如晋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前四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还有两部编年史,东汉末年荀悦的《前汉记》,晋末袁宏的《后汉记》。这些都是现存的史籍,足以说明当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十分伟大的。这个时期,由于世道混乱,避世的思想比较盛行,佛教随之大行其道,此后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并由中国推行至高丽及日本。中国僧人热衷大乘佛学,最明显的是译经,在这四百年里,产生了一千六百部译经,大约相当于平均一年就有四部译经面世。所以现在要研究大乘佛学,都必须要依赖中国的翻译经典了,你说厉害不厉害。佛教中有佛、法、僧三宝之说,佛是创始说法者,法随佛生,有了佛与法,还得有传法、说法的人,这个就是僧人。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三位高僧可当代表,即:释道安、道安的徒弟慧远、竺道生。这三位高僧的人格和学养高远,被时人推为至尊。02纯文学的觉醒与独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从这段话可知曹丕已经认识到文章千古事,是比人的肉身更长远的存在,也奠定了曹丕在文学批评上的创始人地位。而且,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中有作者的影子,即将作者私人放进其作品中,以文学作品表现作者私人人生及感情。在《昭明文选》中读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大多可以在作品中窥见作者其人,如果想知道曹植,读他的诗比读史了解地更深入、更丰富。正是由于此时期文学的觉醒和独立,人们才知道借着文学作品将自身投入其作品中,并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觉醒形成了一种风气,也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于是,在那个时代,人人都喜欢自己有一部集子,在集子中表现自身,并赖此永存后世,这样,作者私人才可以赖此不朽。这种想法蔚然成风,集部大兴,至今流传下来的就有五百多部文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很多有风骨的名流,魏晋风流至今颇叫人向往,豪放不羁,心随意动,不为权不为利,青山绿水,侃侃而谈,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广袖宽裳,至今让后人无限向往。比较有代表的人物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有名的文人雅士有独爱菊的陶渊明,苦练书法的王羲之,还有发明了地动仪的张衡。03最后也许正是因为政治黑暗、世道混乱,人们看惯了生死,才豁然开朗,觉得自己要在这世间留下些不朽的东西,从而开始在内心去探寻,并将这些感悟诉诸笔端,创造了文学思想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留下广阔的思想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