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要：北宋百姓学者王令编辑的《十七史蒙求》一书，是第一部以“蒙求”定名的专长性史乘蒙学读物，也是第一部以“十七史”定名的著做。然其传世之本乃是别人在王令原书根本上增加而成，绝非王令一人所撰原书，书名中的“十七史”一词也并非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的统称，但这必定名却自发不自发地从称呼上推动了对十七部正史的概述人定名。该书不单对元明清时代的蒙学训诲造成了首要影响，便是对当今的学术协商和文明遍及也有其首要意义。
关键词：王令；《十七史蒙求》；史乘蒙学读物；十七史
唐宋时代，纪传体正史逐步造成了十余部之多，其它非正史的纪传体史乘和纪年体、典志体、史评体等多种文体的史部册本也洪量出现，加之科举考察中亦特意有史学体例的试题，因而史学学识很当然地成为童蒙进修的体例，特意编撰史乘蒙学读物也就成为一种社会需求。从百般传世文件著录看来，这类史学训蒙读物在北宋中期即已造成，并对后来的十七史这一专着名词的造成有过必定影响，此即深受知名学者、政事改观家王安石欣赏而可怜早逝的百姓学者王令所创编的《十七史蒙求》一书。这因而“蒙求”定名的第一部专长性的史乘蒙学读物，也是第一部以“十七史”定名的著做，不单对元明清时代的蒙学训诲有太首要影响，便是对当今的学术协商和文明遍及也有其首要意义。然其传世之本绝非王令一人所撰原书，乃是别人在王令原书根本上增加而成，书名中的“十七史”一词也并非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的统称。怜惜时至本日，学术界对这些题目，向来因循着古代学者顾名而不思其义、循名而不责原来的差错说法，没有举办过任何辨析。原来唯有用心浏览该书，秉持“勤学覃思，心知其意”的治学观念，一一比勘，便可发觉其确切情状。
一 最先创编者：一个聪明卓荦而英年早逝的百姓学者
《十七史蒙求》的最先创编者是北宋中期的百姓学者王令（-）。王令初字钦美，后改字逢原，原籍元城（今河北台甫），５岁时因父母双亡，随叔祖王乙搬家至其任用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遂为广陵人氏。少不检，继而折节力学。１７岁离开叔祖，前去瓜洲自谋衣食，此后常在天长、高邮、江阴、常州等地，坐馆聚徒，讲学自赡，生涯困苦侘傺，但绝意做官，最后在贫病交袭之下，于２８岁时因足疾剧发而逝。所撰诗文，由其外孙吴说编成《广陵师长文集》传世。其经学著做则有《论语解》《孟子解》，怜惜并未传世。
王令只管享年未几，但其学行却深得大知识家王安石欣赏。王安石称赏王令为“真奇材”①，明言“卓荦高才独见君”②，又向人说：“有王逢原者，卓荦恐惧……（在高邮初度会晤时）已见其有过人者。及归而见之，所学所守，愈超然殆不成及……求之于时，殆未见比”③；“文学、能力、行义皆高过人……文学、智识与其性行诚是好汉之士。”①对王令的过早病卒，王安石哀痛不已，特意之做墓志铭。和正常同类文章不同的是，王安石这篇墓志铭通篇以论的模式写成，纪录墓主王令一生行状的论述性文字险些也许粗心不计，堪称深得《史记·伯夷传记》的笔法。在这篇别出机杼的墓志铭中，王安石对王令的知识德性赐与极高评估，“慨然叹觉得也许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②，并称此墓志铭在本身所做同类文章中“最为无愧……逢原所学所为日进，而比在高邮见之，遂若不成企及。窃以谓可畏惮而希望其助我者，莫逾此君”③。凡此，都足见王安石对王令的激赏。王安石治学有偏畸之处，但其杰出成果也是古今公认的，能被其如斯奖赏，王令知识之美自是无可置疑。怜惜他病卒于宋英宗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年），没能见到十年之后王安石发端推广的一系列变法新政，当然更谈不上对王安石有所协助并拥戴新法了，这也是后来王安石格外怜惜心痛的④。
对于王令的经学成果，据王安石《临川师长文集》卷七《寄王逢原》，王令因而宣传“孔子大路”“力排异端”“相与入圣”自处的，则其《论语解》必在这些方面多所表现。王安石《尚书新义》曾拔取其《论语解》的一些看法⑤，并称该书“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极高超，孰能为之！仰羡仰羡！近蒙子固、夷甫过我，因与二公同观，尤所叹服”⑥。看来，不单王安石本身“仰羡”其书，并且曾巩、常秩二人更是“尤所叹服”。是则，王安石将其一些看法引入到本身的《尚书新义》中，也便是很当然的了。
王令的《孟子解》一书，据《临川师长文集》卷七一《题王逢原讲〈孟子〉后》说，是王令卒后七年才行于世，本是王令馆于江阴时，为答复生徒发问而写稿的一部课本，怜惜尚未脱稿即因病死亡，因而其看法尚未能完大伙现出来，“志犹未就”，但仅就达成者来看，“观其说，亦足以概见之矣”。南宋陈振孙曾经见到该书，并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之，称其“所讲《孟子》，才尽二篇，其第三篇尽二章而止”。不过使人非常怜惜的是，做家在贫病交加当中写成的这部仅可“概见”其说的未脱稿，竟与其《论语解》相同，没能在后代的散播中避免于不传。
在宋朝诗学史上，王令真堪称是一位皎洁矗立、标新立异的人物。南宋诗学名家刘克庄说：“本朝诸人，惟逢原别是一种翰墨，如灵芝庆云，出为吉祥”；“节气老苍，识度高远。”⑦而据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纪录，时人王安国则以“天上语，非我曹所及”咏叹王令诗做，阐明其构想格外、戛戛独造，为那时所不及。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广陵集》称王令才情奇轶，称其诗澎湃奥衍、气格遒上，散文亦标新立异之言，“王安石于人一些可，而最重令，同时胜流如刘敞等并推服之，固非阿私所好矣”。已故今世知名诗评行家钱锺书师长更是精确指出：王令“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相同创辟，而口气越发壮观，恍如也许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约莫是宋朝里风格最阔大的骚人了”。在他的诗里，常有“要把全体天下‘提’在手里的雄阔的气度和口气”，与他同时的著闻人物、官居高位的韩琦，虽也有和他词句相近、“事理差未几”的诗句，“而气势就远不及了”。但他也有本身的弱点：“行使说话难免野蛮，并且词句只管格外，事理却时时在那时辰都要觉得腐烂，这是他的毛病。”⑧这个评估，征象、灵巧而又详细，既鲜明揭发了王令诗文开创的艺术特性，一语说破地指出了他在宋朝诗学史上的名望，也提纲挈领处所出了他的艺术毛病。
二 王令《十七史蒙求》：最先以“十七史”定名但并非每每所指的十七史
对于王令的《十七史蒙求》，今传十六卷本卷首有题为王令堂弟、英州刺史王献可所做《十七史蒙求序》一篇，称该书为王令所撰，共十六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著录其家藏该书“一卷，题王师长，不知名氏，或云王令也”；元初马端临《文件通考》卷一九《经书考十七》据陈氏著录之，但称为“二卷”；元末所修《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子部·类事类”著录有“王师长《十七史蒙求》十六卷”。此后之后，凡提到《十七史蒙求》者，均称该书十六卷，做家为王令，其书亦历宋元至明清而传到当日。明朝姚光祚撰《广蒙求》三十七卷，不管其品质怎么，其编撰缘由便是因“宋王逢原有《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光祚以其未备，进而广之，分三十七类”①。但清代乾嘉时代知名验证学家王鸣盛在详细观察每每所指的十七史传习情状的同时，又猜疑传世之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并非王令所撰，他说：
约莫《史》《汉》《三国》备于晋初，晋及南北朝（正史）皆定于唐太宗、高宗之世，而书犹深藏广内，既无死板，流布人世者甚少，故学者所习，《三史》《三国》而止。直至宋仁宗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年），方出禁中所藏《隋书》付崇文院雕板，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年），并《梁》《陈》等史次序校刻。其工盖至英宗方粗就，观校者称“仁宗”如斯，则看来。因而历代行状，粲然明著。然个中如《魏书》，以学者陋之而不习，亡逸不完者已无虑三十卷，校者各疏于逐篇之末；《北齐》亦多阙者，《宋书》第四十六卷亦阙，盖皆以《南（史）》《北史》补之。又改刘籧《旧唐书》为《新唐书》，改薛居正《五代史》为《五代史记》，乃合为十七史。
《宋史·艺文志》史钞类有周护《十七史赞》三十卷、不知做家《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十七史之名始见于此。又有王师长《十七史蒙求》十六卷，系宋王令逢原著，载《宋史·艺文志》……案，此书剽掇鄙陋，无当实学，恐未必出于令，特南宋书坊伪托耳。然即此看来十七史之称，至宋始著。（原注：……五代时髦无此称。）刘过改之《龙洲道人集·赠许从道之子祖孙》诗：“祖孙本年几年岁，两髻耽耽垂到耳。念书要以六经先，次序汉唐十七史。”又吕祖谦有《十七史详节》二百六十九卷②。
此后，王鸣盛妹婿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十七史》亦云：“宋人于十三史除外，加以《南（史）》《北史》及《唐》《五代》，因而有十七史之名。《宋史·艺文志》史钞类有《十七史赞》《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类事类有王师长《十七史蒙求》十六卷。”钱大昕改正了王鸣盛误读《宋志》而称《十七史赞》做家为周护的差错说法，但他也拥戴王鸣盛通过《十七史蒙求》等三书称呼而得出的“十七史之称至宋始著”的论断。理当说，这确切是该三书之书名，赐与华夏史学文明的孝敬。此其一。其二，从王鸣盛、钱大昕的词句看来，他们都觉得王令书名中所说的“十七史”便是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的统称。但到底真的如斯吗？
对于十七史的称呼，现已很难考知最先始于何时，但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史一词，正如上述王鸣盛详细所考，乃是特指《史记》以来至宋朝造成的十七部纪传体正史，是一个统称性的专着名词。元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三部行使十七史这一称呼的册本，即《十七史赞》三十卷、《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和《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十七史赞》的做家、体例均不详，无从得悉其十七史一词到底所指何以，但假若确切是指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史一词，则该书必成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即《五代史记》）面世之后。由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是包含北宋时修成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在内的。不过，《新唐书》先后修撰历经１７年，才于宋仁宗嘉祐五年（１０６０年）达成，而从前一年，王令曾经病逝，底子无从见到这部《新唐书》，而之后一年，宋仁宗下诏订正官府所藏《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乘，宋英宗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年），又发下牒文，不单要对上述七部史乘的残破讹误精加订正，并且还要雕版印行，精确计划了雕版的统一模式及雕版印行之地。从后来情状看，全体订正办事到徽宗政和年间达成，颁之学官，但民间传者依然未几，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才在四川眉山给予雕版发行③。这就更不是王令所能见到的十七史中的版本了。《新五代史》虽在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年）根底达成，但直到做家欧阳修在宋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死亡后，才诏命其家人奏上朝廷的，在此从前，该书向来私藏其家，王令应无从见到。因而，《十七史赞》应达成于《新五代史》公布面世之后，这当然要晚于王令编辑《十七史蒙求》了。
至于《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清人在验证《历代明贤确论》一书时说：“所采诸家论著，皆至北宋而止。其书‘苌宏’做‘苌洪’，犹避宋宣祖庙讳，则理宗之后人所做也。考《宋史·艺文志》有《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盖即此书。惟此本较少四卷，稍为不合。或史衍‘四’字，或刊本并为百卷，以取成数，均未可知。观其评骘人物，自三皇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标列主名。其空谈一代者，则称‘通论’以别之。虽不标十七史之名，而核其委曲，恰应十七史之数。其为即《宋志》之所载，益足矣。”①是则《名贤十七史确论》即《历代明贤确论》之别号。该书卷一〇〇《五代无全臣》条，乃引录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一《梁臣传》序，书中还屡屡引录司马光和范祖禹的史论，检对之，则显系出于《资治通鉴》和《唐鉴》一书；《新五代史》在宋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从前向来私藏在欧阳修家里，外人无从见到，《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之后范祖禹才又据之而写成《唐鉴》一书，于哲宗元祐初年（１０８６年）奏上朝廷。是则，《历代明贤确论》必达成于北宋哲宗之后，清人称其成书于南宋的理宗（１２２４－１２６４年在位）从前，确属可托之论。这比王令编辑《十七史蒙求》，固然要晚很多。
南宋时，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编成《十七史详节》一书，是其读史时删省备检之本，而建阳书坊为其刻而传之，体例包含《史记详节》《西汉书详节》《东汉书详节》《三国志详节》《晋书详节》《南史详节》《北史详节》《隋书详节》《唐书详节》《五代史详节》十种，别离对应《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十部正史，故其书实为“十史详节”；不过做家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部正史括入《南史》《北史》当中，故其书名径称为《十七史详节》。
在吕祖谦之后，上述王鸣盛所引南宋刘过（１１５４－１２０６）诗句“次序汉唐十七史”又一次精确提议这一称呼，刘过将其与“六经”一律而论，则理当便是指每每意义上所说的十七部正史。
第一次清楚指出十七史一词详细包含哪些史乘的学者，是宋末元初王应麟。其《玉海》卷四九《绍兴〈十七史蒙求〉》条：“十八年（１１４８年），陈梦协进《十七史蒙求》，给事中韦寿成看详，仲春十七日加赐束帛……《两朝志》：‘国初承唐旧，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而患传写多误。雍熙中，始诏三馆校定摹印。’自是刊改非一，然犹未精。咸平中，校《三国志》《晋（书）》《（旧）唐书》，后又校《隋书》《南（史）》《北史》。独《（旧）唐书》以讹稍不必，改修（《新唐书》），十七年乃成。又以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七史，各有正书，或残破，令天下悉上异本，崇文院校定，与《（新）唐书》镂板颁之。唯五代史未得立。”此条则字，由《十七史蒙求》一书引出对十七史一词包含哪些史乘的切磋，可知王应麟也因而为《十七史蒙求》书名中的“十七史”一词与十七部纪传体正史是统一所指。不过他在这条则字中仅指出了十六史，尚缺一部五代史乘。此后，王应麟在《小学绀珠》卷四《艺文类》特意有“十七史”一条，云：“《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王应麟在每部书后都注清晰做家，个中《唐书》和《五代史》后都别离阐扬“欧阳修”，可知乃是指欧阳修介入主修的《新唐书》及其单独撰修的《新五代史》。由于王应麟从前曾经呈现了《十七史蒙求》《十七史赞》《名贤十七史确论》《十七史详节》等以十七史定名的著做，因而他特意观察十七史这一同称详细包含哪些史乘，就不仅是他部分的看法，而是带有归纳后人的集大成性质，代表了学术界以至全社会的配合明白。至此，代表《史记》以来十七部纪传体正史的十七史这一专着名词遂成最后定论。王鸣盛虽从传习的角度做出更为详细的观察，但十七部书的详细所指与王应麟所言齐全雷同。
现存文件所见十七史一词的蜕变历程既如上述，则从现存文件著录看来，北宋中期王令所撰《十七史蒙求》是第一部以“十七史”定名的著做。但他既不能见到《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则其对“十七史”这一称呼的行使，显然与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部正史迥然有异。不过，就在王令卒后不万古间，每每所指的、代表了十七部正史的十七史这一特意术语正式造成，因而人们也就习惯成当然，不辨因此，顾名而不思其义、循名而不考原来地把王令所用的“十七史”一词，与每每意义的十七史一律而论了。
今传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卷首的王献可《序》，做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三月三日，内称：“师长富学该博，十七史乘莫不通究。此间圣君贤相、忠臣烈士、墨客武士、孝子烈妇（之）功业到底，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分为十六卷，目曰《十七史蒙求》，以资记诵商议。”说王令“十七史乘莫不通究”，固然是虚张夸示的虚假之词，由于王令底子见不到每每所指的十七史中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王献可之因此勇于如斯夸示，不过是由于该书称呼中有“十七史”一词，他是把王令所用的“十七史”一词直接同等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同等于“十七史乘”了。由此而论，王献可大概是第一个行使每每意义的“十七史”一词的人。
金朝知名学者元好问为摰友吴庭秀所撰同名之《十七史蒙求》做序时说：“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余言，李华做序，李良荐于朝，盖在那时已甚重之。迄今数百年之间，孩幼入学，人挟此册，少长，则遂解说之。宋王逢原复有《十七史蒙求》，与瀚并传。及诗家以次韵相夸尚，以《蒙求》韵语也……交城吴君庭秀……尝以所撰《蒙求》见教，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间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谓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乘中取之，诸所偶俪，必事类相附，其次强韵，亦力为搜讨，自意也许广异闻。’”①清人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六说：“‘蒙求’之名不始于王（令），唐安平人李瀚撰《蒙求》二千余言，李华做序，李良荐于朝，谓其错综经史，敷衍训释，稚童固多弘益，闇练颇觉起予自后……交城吴庭秀亦有《蒙求》，止于史乘中取之，诸所偶俪，必事类相附……今李瀚、王涿、胡炳文、吴庭秀四家所撰，世能干举其名者，而逢原书独传。”所谓“逢原书独传”者，便是指世传十六卷本。从上文可知，王令的“十七史”一词乃别有所指，并非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而吴庭秀所撰的同名著做《十七史蒙求》，则是“止于史乘中”取材，是从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部正史中拔取材料，因此他才要批判王令：取材既不是全从史乘中抉择，而全书却又“以十七史命篇”，统名为“史”，“可乎”？斥责王令的书名与体例名实不符。显然，吴庭秀也是把王令所用的“十七史”一词，直接同等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了。
１９８６年，岳麓书社出书校点本《十七史蒙求》，列为喻岳衡师长主编的《保守蒙学丛书》六种之一。喻师长在卷首《〈十七史蒙求〉小叙》中说：“所谓‘十七史’，即从《史记》到《新五代史》，自《宋史》而下，做家均不及见，书中当然也就没有触及。”毫无疑义，这更是把王令所用的“十七史”一词精确同等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了，但他却没有去观察一下，北宋成书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便是北宋时人王令所能“及见”的吗？而查检当今曾经出书和颁发的著做、论文，唯有提到王令《十七史蒙求》中“十七史”一词的意义所指，无不将其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直接同等。
总之，时至本日，古今学者凡提到王令《十七史蒙求》一书，皆将其所用“十七史”一词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的统称视为统一专着名词，而从未对其转义举办观察。试验上，唯有对照王令的活着功夫与每每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的达成功夫，便可发觉两者绝非统一所指。
那末，王令《十七史蒙求》一书所用的“十七史”一词到底是甚么事理？底下，就让咱们从该书的性质、体例讲起，逐层戳穿答案。
三 今传《十七史蒙求》：性质、体例与做家
对《十七史蒙求》的性质和体例，上引元好问、查慎行两条材料阐明：题为“蒙求”的最先著做是唐代李瀚所撰《蒙求》，计二千余字，以韵语的模式编撰而成，其体例是从经史著做中拔取材料，错综排比，随宜训释。为恰当童幼朗读，王令所撰《十七史蒙求》也以对偶韵语的模式编成，但体例主借使史乘学识典故，属于特意性、专长性的史学童蒙读物，这是它和李瀚《蒙求》的最大不同之处。
王鸣盛曾说今传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剽掇鄙陋，无当实学，恐未必出于令，特南宋书坊伪托耳”。显然，这个论断的前两句话是论据，背面两句话是据之而做出的论断。但从逻辑上说，这个因果判定是不确切的。王鸣盛是验证学家，“剽掇鄙陋，无当实学”是说该书不具备验证史实的性质，但不具备验证的性质并非便是该书为别人伪托的凭证，这两者是齐全不同的。因而王鸣盛的因果论断是一个差错的逻辑判定，其自身不能创建。但假若把他先后两句分红两个不同表述，也便是算做两个题目来解析的话，则前两句确切说出了该书编辑的一个到底。但首先，既不能也不应用“无当实学”来斥责该书，学宫师长编辑的童幼开蒙读物怎样或者有裨考阐明学呢？这底子就不是该书的编辑计划啊！因而王鸣盛的这一请求，自身便是违犯该书的编辑妄念的，堪称驴唇差错马嘴。其次，更不能也更不应用“鄙陋”一词来评估，这只可阐明以知识家自居的王鸣盛对史学童蒙读物的鄙视以至忽视。后两句称该书“恐未必出于令，特南宋书坊伪托”如斯，虽未必齐全确切，但该书也确切不是由王令一手编成，王鸣盛是蒙对了。
今传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卷首，有王令堂弟王献可在北宋徽宗时所做《〈十七史蒙求〉序》，确认该书为王令所撰，“分为十六卷，目曰《十七史蒙求》，以资记诵商议。惜乎早世，其书潜伏不传。余昨自吴中寻访，得所遗文十卷，见已发行。今复得此书，难以自秘，当与学者共之，用传不朽”。假若此序属实，则该书做家、卷数在北宋时是格外知道的。后代说该书做家为王令、全书十六卷，应与王献可此序有直接关联。
不过，南宋时代则有不怜悯状。《宋会要辑稿·崇儒五》引南宋《复兴致要》说：“（高宗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年）仲春十七日，权给事中韦寿成言：‘看详福州进士陈梦协进《十七史蒙求》，文理可采。’上宣谕曰：‘所进《蒙求》，昨日降出，可令有司加赐束帛，觉得奖观。’”可知在南宋早期，《十七史蒙求》曾经过福州进士陈梦协进呈朝廷，进而由简捷的民间藏书转多一层官府藏书的性质，但没有提到该书做家、卷数。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私邸家塾刻书》载：“麻沙镇南斋虞千里乾道己丑（原注：五年）刻王师长《十七史蒙求》十六卷，见康熙庚寅程宗?仿刻本。（原注：卷中有木印，记‘麻沙镇南斋虞公千里师长订正，的无差误，乾道己丑发行’等字）”可知继南宋朝廷收藏该书二十年后，福建麻沙镇南斋虞千里获得该书十六卷本，于孝宗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年），将其订正无误，刊刻发行。不过不知他与陈梦协都是从那处获得该书①，但起码阐明该书在南宋前期曾经在社会高贵传开来，并以其文理可采而被朝廷认同，怜惜内部并未精确指出做家名字。南宋后期，陈振孙家藏该书“一卷，题王师长，不知名氏，或云王令也”。元初，马端临《文件通考》据陈氏著录，但称为“二卷”；王应麟《玉海》也没有说起做家、卷数。元末所修《宋史》著录有“王师长《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卷数与王献可所说、虞千里所刊雷同，不过也没提做家名字。统观这些情状，能否也许觉得，宋元时代的目录学家们对该书做家是谁，尚持对照严慎的立场？固然，也也许觉得是那时尽人皆知，乃至不提其姓名。至于陈振孙、马端临所说的一、二卷本，大概是该书的删省之本。
其书刊刻行世，除北宋王献可序刊本外，南宋孝宗乾道五年虞千里校刻本也是其首要的较早刊本②，清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程宗琠据之仿刻。王鸣盛说本身所见即此本，故他径称之为“恐未必出于令，特南宋书坊伪托”，但他不过信口一说而毫无凭证，并没有通过核检书内文字与做家身份符合与否，而举办做家真伪的验证。
从今传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体例来看，笔者觉得：以坐馆讲学自赡的王令，为了训诲之需，确切编有《十七史蒙求》一书，但其散播于今的十六卷本乃是别人在其原书根本上增加而成，绝非王令一人所撰原书。斟酌到陈振孙和《宋史》都称其做家为“王师长”，大概做序的王献可也介入了十六卷本的编辑，固然这不过推广，也或者是其它人在王献可寻访从前即已增加达成。但不论哪类情状，该书都因而王令一人自力签名，因而就呈现了所谓“王令《十七史蒙求》十六卷”的说法。
何以见得呢？事理很简捷。凡事就怕用心，唯有维持试验是检查真伪的底子准则，唯有秉持名实符合的务实法则，唯有全数观察其书体例，便可得出论断。
今传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因而条款模式编辑而成的，这相仿至当日的辞典词典，唯当日的辞典词典都是一条一个典故，《十七史蒙求》则是两个四言典故并举（仅末卷一规则外），以两句成对的模式合为一条。每一条都是先列条款即两个典故的称呼；尔后是摘引材料对条款典故做出声明阐明，书中自称为“注”①。底下举全书第一条为例：
宋璟第一 李广无双
《唐书》：宋璟，邢州南和人，方正有大节。勤学，工文辞。举进士，中第。迁凤阁舍人。居官鲠正，武后高其才。尝宴朝堂，二张（张易之、张昌宗）列卿三品，璟阶六品，居下坐。易之谄璟，虚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下品卑，卿谓第一，何邪？”
《史记》：……
按：“宋璟第一”“李广无双”两个典故构成一个条款，之后引录的《唐书》《史记》两段文字便是别离声明这两个典故的注文。个中引录《史记》声明“李广无双”的文字，与引录《唐书》者模式雷同，格外是对下文验证做家情状毫偶然义，因而此处略而不引。全书十六卷中，前十四卷各有２４个条款、４８个典故，第十五卷３２个条款、６４个典故，第十六卷３０个条款、５９个典故。每条写法全体雷同，在称呼上四字一句，两两相对；在体例上取其同类比拟，或义反相衬，以便中心鲜明、回忆深入；在说话上压韵工致，朗朗上口，以便于口诵心识、印象尤深；注文则直接删引相关文件材料。格外显然，从模式与体例上说，《十七史蒙求》的确便是一部特意的史乘典故辞典，更详细地说，是一部史乘人物典故辞典。
《十七史蒙求》的写稿模式和体例，阐明其写稿标的、着述计划便是一部史学童蒙读物，是一部史乘类、专长性的蒙学课本，这与王令以开馆授徒来寻求生存的塾师身份是正相般配的，其目标便是通过云云简单简要、浅显易懂的史乘人物故事、史乘人物典故，使孩子开端明白和把握一些史乘学识，通过简述“圣君贤相、忠臣烈士、墨客武士、孝子烈妇”的模范功业行状，创办表层统制贵族和基层普遍公众的各自成才楷模，从小培植孩子的德性品格和价钱见解，表现史学自先秦以来即具备的训诲功效。这些人物故事、典故都是直接从既往的史乘乘籍和其它文件中取材的，唯有要对原有纪录举办编削、提炼和归纳，而不需求对其到底自身举办稽核辨正，因而大知识家、验证学家王鸣盛称其“剽掇”、称其“无当（验证）实学”都是确切的，是符合该书自身试验情状的。不过通观全书，其体例都是对正面价钱的宏扬，对背面寝陋形势的贬斥，因而向来轻佻先哲而“好骂人”②的王鸣盛称其“鄙陋”，难免是戴着有色眼镜而胡乱批判。谨严的以革新为计划的学术协商，与课蒙读物是性质齐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由于本身是学术协商，而动辄任意批判课蒙读物“鄙陋”不胜，两者并无可比性，硬将两者对照并论，只可阐明对照者大脑迷糊，思惟混乱。
尽人皆知，“唐书”国有新旧两部，通过比对可知，上引“宋璟第一”的注文除“易之谄璟”一句删省自“易之谄事璟”，仅删一“事”字外，其它各句一字不差地全体来自《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而与《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出入较大。这类尽收眼底的不同，可证“宋璟第一”的注文不是来自《旧唐书·宋璟传》。但“宋璟第一”的典故，仍可据《旧唐书·宋璟传》归纳提炼出来。这阐明，只管“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的条款称呼出自王令一人之手，但称呼之下的注文则必定经事后代之手的增加改正，由于王令只可看到《旧唐书》，而不成能看到他死后一年才适才修成而进呈朝廷的《新唐书》。是则，今传《十七史蒙求》开篇第一条就奉告咱们，它绝非王令一人所撰原书，而是别人在其原书根本上增加而成，起码注文是云云。
再通查全书，则可发觉唐代一代史乘故事、史乘典故占了很大比重，而其注文唯一部分来自《旧唐书》，其它都来自《新唐书》。别的，第一卷“疾足节度、优伶刺史”条的两段注文别离出自《新五代史》卷四九《王进传》、卷三七《伶官传》，第十三卷“刘词枕戈、陶侃运甓”条中“刘词枕戈”注文见《新五代史》卷五〇《刘词传》，卷十五“策辨魏鼎、郑悟汉铭”条中“策辨魏鼎”注文见《新五代史》卷三五《张策传》。这些来自《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文字，绝大部份属于删省原书、一字不差地剽窃原书的成句性文字，可证不是《新唐书》《新五代史》剽窃《十七史蒙求》，而是《十七史蒙求》剽窃了《新唐书》《新五代史》。不过王令在《新唐书》《新五代史》修成从前曾经死亡，底子无从见到二书。
固然，注文通过别人增加改正，并不代表条款称呼即条款自身也非王令一人所必定。这需求咱们另做观察，但办法是相同的，便是比对典故注文与两部《唐书》和《新五代史》的关联。第一卷第二条“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燕许手笔”注文删省自《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瑰传》附《苏颋传》及《张说传》，详细出典则在《苏颋传》中将二人并论之语，但《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附《苏颋传》和卷九七《张说传》均无将苏鈈与张说二人文章、称望一律而论之文，是则此典故称呼只可据《新唐书》归纳提炼出来。这阐明，这条则字不单注文，就连称呼也绝非王令本身所能写出。第三条“通有专心、绾无他肠”，“通有专心”注文险些一字不差地全体采自《新唐书》卷八九《屈突通传》，格外是“通有专心”的中心，乃是据传末“赞曰”的语句删省而来，“赞曰”当然是北宋《新唐书》史臣所写，而非《旧唐书》卷五九《屈突通传》整个，也便是说，此条称呼、注文皆只可来自《新唐书》，是则本条则字也绝非王令所能写出。
同理，第一卷第九条“弘武讽帝、方庆悟君”两个典故，第十二条“泰山斗极、凤鸟景星”两个典故，第十六条“谢文二刻、柳诗三步”中“柳诗三步”典故，第二十一条“五柳师长、七松处士”中“七松处士”典故；第二卷第十三条“贾会一龙、韦氏三宿”两个典故，第二十二条“李广射石、方翼仆木”中“方翼仆木”典故；第三卷第一条“江湖散人、烟波钓徒”两个典故，第七条“韩休峭鲠、萧嵩宽博”中“萧嵩宽博”典故，第十一条“罴孙不朽、畤子可夸”中“畤子可夸”典故，第十六条“乳饮手足、经授母子”中“乳饮手足”典故；第四卷第四条“韦纯举弟、景圭荐兄”中“景圭荐兄”典故，第十三条“杜敌数百、魏贤十万”两个典故，第十五条“谠持牛角、虔拔虎箭”中“谠持牛角”典故；第五卷第七条“宁交莫逆，魏朋持久”中“宁交莫逆”典故，第十四条“卢门不箔、崔室无芜”两个典故；第六卷第五条“七阶义琛、五品南仲”中“七阶义琛”典故，第六条“李戡辨争、阳城决讼”中“李戡辨争”典故，第十三条“文昌游霁、巨君致雨”中“文昌游霁”典故；第七卷第十条“腹稿王勃、宿构仲宣”中“腹稿王勃”典故；第八卷第四条“王思逐蝇、持正敛蜂”中“持正敛蜂”典故，第十九条“举问三杨、侯事五楼”中“举问三杨”典故，第二十四条“虎板骇马、蒿人得箭”两个典故；第九卷第四条“王播强济、班宏益恭”两个典故，第五条“张汤后薪、李程长翮”中“李程长翮”典故，第十一条“蠩辞碑颂、俊求史名”中“蠩辞碑颂”典故，第十六条“琰优义琛、王劣安石”中“琰优义琛”典故，第二十条“赠刀赠带、佩韦佩弦”中“赠刀赠带”典故，第二十二条“神物护刘、山河助说”中“山河助说”典故；第十卷第十七条“穆氏四味、窦君五星”中“窦君五星”典故，第十九条“段击朱泚、顾奋延龄”中“顾奋延龄”典故，第二十三条“勉设虚位、逊钃骗石”中“逊钃骗石”典故；第十一卷第一条“潘璋嗜酒、鲁望品茶”中“鲁望品茶”典故，第二十三条“授周御盖、送綯莲炬”中“送綯莲炬”典故；第十二卷第十七条“紫芝眉宇、季真风致”中“紫芝眉宇”典故；第十三卷第十七条“周兴大瓮、元礼铁（笔）［笼］”两个典故，第十九条“杨收辨角、承胄知宫”两个典故，第二十二条“阮咸莫辨、錞于罕识”中“阮咸莫辨”典故；第十四卷第十三条“皀母具酒、宗亲被”中“皀母具酒”典故，第十七条“郑发《墨守》、秦攻长城”中“秦攻长城”典故，第十八条“贯之辞缣、思复封绫”两个典故，第二十四条“隐甫不服、挺之负正”中“隐甫不服”典故，都只可据王令所不能见到的《新唐书》归纳提炼出来。王令所能见到的《旧唐书》中并无该体例；第十三卷第八条“昪叹白须、备悲髀肉”中“昪叹白须”典故，仅见于王令所不能见到的《新五代史》卷六二《李昪传》，王令所能见到的《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李昪传》无之。
如斯，也许毫无疑义地判定，今传《十七史蒙求》中的条款称呼即条款自身，也有后代增加的体例。不过咱们曾经很难验证出举办增加办事的后代到底是谁，或者有哪些人，个中又能否包含王令的堂弟王献可？
今传《十七史蒙求》既非王令一人所写，其本身所写原书又没有单独传世，则王令编辑《十七史蒙求》引用了哪些文件册本，就无从的确考知。至于今传《十七史蒙求》引用之册本，纪传体正史包含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共十二部；其它文件包含《左传》《战国策》《说苑》《列女传》《东观汉记》《十六国春秋》《江南录》《水经注》《韩诗别传》《韩非子》《新书》《世说新语》《因话录》《（孔子）家语》《刘子》《类林》《安好御览》《白氏六帖》《入门记》（或《安好御览》）和韩愈文集；另从《后汉书》注文转引《新序》《国语》《晏子春秋》《阙子》四书，从《三国志》注文转引《华阳国志》《搜神记》《交广记》《典略》《魏（记）［略］》五书，从《艺文类聚》转引《习性通》《东观汉记》《孔丛子》三书，从《白氏六帖》转引《新书》《中论》二书，从《六臣注文选》《晏子春秋》（或《新序》）各转引《（孔子）家语》一书，从《安好御览》转引《九州春秋》一书，从《蒙求集注》转引《习性通》一书，但均未讲明转引而直接引注该书称呼；再有一处引用《晏子》，但注文更似转引自《艺文类聚》，而与《晏子春秋》出入较大，一处引用《吕氏春秋》，但注文更似直接转引自《三国志》注文。
从王令本身的情状看，他编辑《十七史蒙求》，所能引用的纪传体正史包含《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十部。假若王令觉得《南史》《北史》又隐括包含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这七部纪录南北朝史乘的正史，则碰巧为十七部正史。但只管如斯，在他这边，“十七”这一数字的虚指意义理当更多于实指，由于那时这七部正史在散播中多有残破讹误，王令死亡（１０５９年）后官刚才结构订正，四十多年后的徽宗时虽达成而颁之学官，但民间传者依然未几，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才在四川眉山给予雕版发行，因此王令只管领会有这七部正史的存在，但他直会见到这七部正史的或者性不大，故而只管他所能引用的十部纪传体正史隐括了“十七”这一数字，但其虚指意义更强。固然，也不能冒然齐全清除百姓王令在民间看到这七部正史的或者。但题目是，在王令死亡之后造成的今传《十七史蒙求》中，居然也没有一条注文是直接引自南北七部正史①，这不能不引发咱们的覃思。因而，笔者觉得，只管退一步说，王令编辑《十七史蒙求》行使的“十七史”一词是指十七部纪传体正史，那也只可是虚指十七，试验上惟独十部，并且内部是包含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二书，与后来宋朝学者不供认此二书而代之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做法，并不雷同。换句话说，只管王令行使的“十七史”一词是指十七部纪传体正史，那也并非北宋后期以来、直至此刻通称的十七史一词，绝非咱们当日所明白的十七史之意。
换一个角度观察，从今传十六卷本《十七史蒙求》看来，其绝大部份条款都是从其所引十二部纪传体正史中归纳提炼出来，触及的朝代包含：先秦的周代，书中没说起朝代称呼，但体例都属西周和东周；西汉，书中称“前汉”；东汉，书中称“后汉”；魏、蜀、吴；晋，包含西晋、东晋，书中统称“晋”或“《晋书》”；宋、齐、梁、陈，书中统称“《南史》”；北魏、北齐、北周，书中统称“《北史》”；隋、唐、五代。但若统计全体史乘故事、史乘典故的体例可知，该书是上起夏商两朝（“妹喜男冠”典故产生在夏代，“吕瞥见日”典故产生在商代），下至五代时代；相对于做家所处的北宋来讲，这一委曲断限恰是统括了既往全体史乘功夫。这虽是据今传该书统计所得，但理当也符合王令本身训诲孩子进修史乘学识的试验情状，由于他也许引用的十部纪传体正史和正史除外的材料也是纪录的这一全体史乘功夫。因而，王令《十七史蒙求》的书名，有借“十七史”之名指代全体史乘之意，是“历代史蒙求”或更为简单的“史乘蒙求”之意，宛如上述《名贤十七史确论》又称《历代明贤确论》正常。如斯，他所说的“十七史”一词，既或者是虚指十七部纪传体史乘———由于全书体例绝大部份都是从这些纪传体正史中归纳提炼出来，故而就以这些紧要取材之书来定名———也或者以至更或者是借“十七史”之名，指代全体史乘，意为“历代史”①。
综上所述，北宋中期，王令为了餬口而开馆授徒的训诲之需，编辑了《十七史蒙求》一书，但其散播于今的十六卷本乃是别人在其根本上增加而成，不过仍以王令一人之名自力题署，原来已非王令原书。以“蒙求”为名的著做不始于王令，但他的《十七史蒙求》倒因而“蒙求”定名的第一部专长性的史学童蒙读物。从现存百般文件著录看来，王令所撰《十七史蒙求》是第一部以“十七史”定名的著做。只管他所用的“十七史”一词并非每每意义上所指的十七部正史的统称，两者并非统一看法，但他的这必定名正好与官方正在举办的校刊正史的办法同步举办，而更为碰巧的是，在他之后的宋朝社会竟也逐步造成了十七部正史的到底与认知，因而他的这必定名也就自发不自发地从称呼上推动了对十七部正史的概述人定名。进而，不管王鸣盛、钱大昕文中所说的十七史所指何以，但他们一知半解地通过评论《十七史蒙求》《十七史详节》《十七史赞》《名贤十七史确论》这四部书名而得出的“十七史之称至宋始著”的说法，倒是的确的。
四 今传《十七史蒙求》：虽为蒙学撰，价钱广而宽
今传《十七史蒙求》只管不是气势巨大的卓荦奇才王令一人所单独撰成，但做为宋朝造成的一部史乘文明著做，自有其学术价钱。
首先，今传《十七史蒙求》对古代蒙学进展有留心要影响。如前所述，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年）时，做为蒙学读物的《十七史蒙求》被进呈朝廷，并以文理可采被朝廷认同，进而多了一层官方色采。二十年后的孝宗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年），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又将其订正无误，刊刻发行，以广散播。而在它的直接启示下，金朝吴庭秀编撰了同名之书，并力争有所当先，怜惜蓄谋种花花未成，不单未能替代同名从前做，本身所撰亦未能传世。明朝姚光祚撰《广蒙求》，其编撰缘由即因而为《十七史蒙求》不敷齐备，遂广而扩之。清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程宗琠又据该书麻沙本仿刻行世，这当然是为了推动那时的蒙学训诲。凡此，既是对《十七史蒙求》价钱的必定，又皆其价钱与影响而至。
其次，诚如今世史乘学家瞿林东师长所说，由于该书紧要从纪传体正史取材，“是一册以史乘人物故事纂集起来的蒙学读物，这既响应了纪传体史乘以洪量史乘人物为核心的特性，又便于蒙童以记诵对偶联韵的句式而把握史乘学识”；“所做的启发训诲，并不单仅是史乘学识，它包含了深入的价钱观训诲。从全书来看，还多相对于史乘观、伦理观、德性观方面的体例，它们都寓于详细的史乘人物故事当中”。这就既遍及、传布了史乘学识，又在更深条理赶上行了价钱观训诲，并且还必定水平地响应了纪传体史乘以纪录人物为核心的特性，堪称一举多得，此皆其自身所具备的价钱。瞿师长还由此引伸开来，辩证而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使“咱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进展的踊跃影响的时辰，也理当留心到蒙学读本在遍及史乘学识方面所起到的踊跃影响”。“而遍及史乘学识，也是群众文明所需求的”，“当日的史学，当日的群众文明，需求人们用新的目光、新的高度来思虑它们之间的辩证关联，推动它们的连接，这将是大有做为的”②。这堪称是该书对当今进展史学、遍及史乘学识、提高和昌盛群众文明，所具备的大脑启示影响。
第三，今传《十七史蒙求》对协商那时江淮地区土话时音有首要材料价钱。蒙书不同于科举经书，其文字浅显易懂，用韵也不像近体诗那样严酷，时时能响应出确切的时音形势。今传《十七史蒙求》压韵宽松自如，共３９８韵字、１００韵段，其压韵的一些格外之处，譬喻，深梗摄取声通押、臻曾梗摄舒声通押等，是王令写稿古近体诗用韵都见不到的形势，其用韵特性响应了１１世纪江淮地区土话中“阴声韵止遇摄合韵（支微、鱼模合韵）”“阳声韵先后鼻尾相混（真文、庚青合韵）”“入声韵－ｐ、－ｔ、－ｋ尾弱化归并”等首要时音特性。格外是，该书卷十二有宕江摄取声字押入效摄１个韵段，讲明北宋江淮地区土话时音中，宕江摄取声字或者曾经有了收－ｕ的二合元音读法。宕江摄取声配效摄，从现有协商成绩来看，在北宋及其从前，仅呈现于当代华夏官话区及其以北地区的土话中，江淮官话区向来未见此类性质的文件材料。《十七史蒙求》的这条材料，不单填补了一段空白，并且还为今世学者黎新第提议的“入声一分为三、宕江摄取声读同萧豪韵，未必不同时也是那时南边系官话土话的特性”的看法，供给了新的凭证①。
第四，今传《十七史蒙求》对订正其所引录的传世古书，也有必定的参考价钱。由于其条款注文绝大部份是直接删省自做家所见到的宋朝所存原书，其所择取的部份险些都是一字不差地剽窃原书的成句性文字，所做变换少许，因而其注文虽是对宋时原书的删省本文字，对今传各书不必都具备不成移易的文字订正价钱，但有必定的参考价钱则是必定的。赵突起师长在《古汉语协商》１９９５年第１期颁发的《汗青校记四则》一文，即因而南宋淳熙年间的麻沙本《十七史蒙求》，订正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发觉个中有较中华本为胜者，遂举四例，揭发中华本存在的脱文、衍文、讹文等题目。其全文生气一页，属条记短篇，但却很好地阐清晰今传《十七史蒙求》所具备的版本订正价钱。美中不够的是，做家仍因循了保守看法，径称其书为“王令《十七史蒙求》”，实则并非自力达成于王令一人之手，格外是出自《新唐书》的注文，绝非王令所能见到。
起源：《史学月刊》年第5期。预览时标签不成点收录于合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