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如今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以“敬老”为主要内涵的节日，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节俗，也大多与祈寿有关。这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其实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文化产物，很少有哪个社会像中国这样注重祈寿，杰拉尔德·格鲁曼在《生命延长的观念史》中曾对比指出：“在西方，延长寿论被置于理智世界的外围，甚至被赶到地下；而在中国它被置于中心的位置，并且吸引了很多著名学者，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有时候甚至是皇帝自己。”这种追求长寿的全社会愿望，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心理的变革带来的。与此同时，当下国人似乎还普遍认为，重阳节的这些节俗、内涵都是相当稳定的，似乎自从它形成之后就很少有什么变化。但这也是似是而非的：它们在表面上的稳定之下，其实经历了内在的结构性变化。起源：作为个人救赎的祈寿现在一般认为，重阳节形成于东汉魏晋之际，所谓“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旧唐书·德宗本纪》），可见重阳节至两晋始受推重。然而为什么在此时形成这样一个节日？这一点却不易解释。在此，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的一点是：一个新的民俗节日是长期社会过程的产物。重阳节的形成，并不只是某个人的偶然之举，它势必有深厚的社会基底为依托。从它的内涵来看，它的出现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人的生命观发生重大转折。追求个体生命的长寿，在如今看来再平常不过，然而，上古时代的观念却远非如此，原始社会注重的是集体的永续繁衍，而非个体寿命。历史学家杜正胜在《从眉寿到长生——中国古代生命观念的转变》中，曾系统梳理了从商周到秦汉生命观的大转变，他的结论是：对殷商时代的人们来说，祖先是个人生命的来源与主宰，具有浓厚的神性，“商王对天神和先公先王几乎无所不求，无所不问，却从没想到要求他们赐予寿考”；到了周代，向祖先祈寿成为普遍的信仰，西周早中期开始祈求子孙万年，“但不论祖先或子孙，他们所关切的都是宗族的生命，而非个人之寿考”，西周凡言天命大抵都是上天对周王之命，专指国祚，不关个人寿命。随着社会中下层的发展，“天命”的意涵才由天子垄断的国祚扩展到社会性的个体寿命，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一个极大的转变：随着以齐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中对身体的重视，人们开始企求不衰老（“难老”），“这又是和个人自宗族中突显出来的风气互为因果的”。与此同时，气化宇宙观的哲学在战国时代逐渐系统化，人们相信“气”是生命的根本，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行气导引接续天地之气，通过一定的修行达致长寿。这意味着几个重大转变：一、原先注重集体生命，而春秋战国时代则逐渐转向个体生命，原先的垄断被打破；二、原先注重集体生命的延续时，个人是不忌讳也不畏惧死的，周人甚至称颂“好死”，但个体则难免畏惧死，祈求个体的长生不死乃至“万寿无疆”；三、这些个体的长生，是有办法可以达致的，由此出现养生法与修仙术。美国汉学家艾兰曾指出：中国上古所说的“‘命’并非指前世预定（predestination）——这个只是后来由于佛教的传播而输入中国的观念，而是指特定意义上的命运（fate），即所有生命都有其自然规律（naturalorder），像植物的生长、繁茂与枯竭。”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掌握其自然规律，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修行，就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的——以前的“命”是上天所赐，个人无能为力，但战国以后人们却相信个人可以设法延年益寿，这和儒家“成德”、“成才”的观念一样强调个人努力。这些变化，在东方的齐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故当时修仙求道的著名方士如徐福、李少君、河上公、安期生等都是齐人。这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过程：个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从宗族社会的链条中游离出来，人们开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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