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蜀人撰写的文集序跋内容十分丰富，涉猎极其广泛。但蜀人生于、长于蜀地，蜀地的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上事物与人的方方面面，对士人品性、气质和精神面貌的成长影响尤甚。因此序跋内容呈现上烙印了独特的蜀地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受蜀地地域文化影响的情感贯穿于许多序跋之中。
一、蜀地浓厚乡土情结的记录蜀人的思想情感受到蜀地地域文化影响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蜀地浓厚乡土情结的表达。需注意在这里的乡土情结，不单指孕育蜀人故乡的自然山川，也包括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要素，如先贤圣人、一方风俗、地方产物等。
《成都古今集记序》记载：“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赡，势严望伟，卓越他郡。”
从范百禄《成都古今集记序》的开篇之词可见，成都这片土地物阜民丰的发展盛景，作者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肯定了蜀地的雄奇，提出自然环境对个人气质和文风的有益塑造，也同样表明其对故土自然、人文氛围的高度认可。
三嵎，也写作三隅，在今四川仁寿县城外。民谣云：三隅青，陵阳荣。三隅翠，陵阳贵。
可见此雄奇险要，并且生活在此的居民十分依赖其山上的物产。自然山川给予的巍峨感，使得此地士人“大抵庄靖笃实，而文亦如之”，这样的精神品质也使得士人在为政上勤勉自持，能“以勋劳名节著见者”。
同样，苏轼早年随父赴京中第、为母守丧后，就一生未曾回到蜀地，但蜀地依旧是其渴望回归的地方。在《书王公峡中诗刻后》中苏轼言：“轼蜀人，往来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数。”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对故乡极其深厚的思念之情。
对蜀地的情结不止蜀人才有，曾任蜀地安抚制度使的福建人袁说友，亲临蜀地之后大赞蜀地“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之后他主持修著成都地方诗文总集《成都文类》和地方志《成都志》，这两部典籍中保存了宋及宋前珍贵的成都历史文献，是目前研究蜀地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
我国是农耕文明起源的国家，世代重视安土重迁，思乡念亲早已构成了中华基本情感底色。这样的情感因子使得序跋文中的地域书写，尤其是在文章中对自己故土追忆的内容，成为了序跋中体现蜀人地域身份的标志。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蜀人序跋中，对蜀地的乡土情结表现地如此浓厚。
二、为蜀地正声立名的使命感蜀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是古代兵家常征之地。此外，蜀地物产富饶，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蜀地也是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在宋代拥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但宋王朝建立之初，却对蜀地长期持提防态度，认为蜀地边民易动，蜀人好奢侈、好游乐的行为也是一个极其不稳的因素。宋太祖曾有不用南人为相的言论，可见当时朝局对蜀地的排斥态度。因此，宋王朝的统治阶级对蜀地的态度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即肯定蜀地蜀人重要性，但却时刻提防蜀地和慎用蜀人。
随着田锡、范镇、苏轼、李焘、张浚、魏了翁等人入朝为官，面对朝廷对蜀提防态度，他们奔走疾呼，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故乡蜀地辩护、澄清。因此，此时期蜀人为他人借题写序跋这样的沟通机会，在文中即肯定蜀地重要性，以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还为蜀地和蜀人正声立名，积极为其辩护；同时也告慰同乡人，要增强对自蜀地地文化的自信心。
《辨蜀都赋》记载：“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
宋王朝对蜀地的提防态度由来已久，从《辨蜀都赋》中可以看出即看到当时在朝为官的蜀人的无奈，也可知世人对蜀人的诽谤言论影响之深。自北宋至南宋这样的言论依旧存在。受蜀地地域文化影响，对蜀地有浓厚乡土情结的蜀人很难不为自己故乡发声。此外，蜀人在序跋中言论蜀地重要作用，其目的还在于让蜀人认识到自己故乡重要性。
宋王朝对蜀地的误解，究其原因，一是蜀地地远闭塞，消息通达不便；二是宋代蜀地广人众，地形复杂，夷汉聚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治理难度大；三是宋廷对蜀地的经济攫取，加重蜀地动荡；四是蜀地守将严责苛察，举措失宜，加剧了蜀地社会秩序不安；五是蜀地偏安政权割据时间较长，民心不附。
实然，面对如此复杂的原因，身处其中的蜀人在北宋初年曾以二十多年不事科举的态度作为反抗，但后来部分有志之士还是选择了积极为蜀发声。从蜀人序跋中的这些积极的辩护内容，让人看到了他们背后强大的地域自信。
三、多为集注类文集撰写序跋在宋代，诗歌注释很流行，被称为“杜千注”和“苏百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很多蜀诗人，尤其是著名的赵慈公、杜天、石寅、赵奎、任远、石荣等，他们都来自蜀地。因此，这些文人留下了大量的题跋，在蜀人的题跋中独树一帜。这里，我们主要选取唐代的名家，包括杜甫、韩裕、柳宗元三人；宋代有苏轼、黄庭坚、王安石三家。
这一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蜀人热爱文学的历史传统，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特殊情况的结果，与宋代诗歌的特点和诗歌阐释有关，是由作家与诗人的关系引发的。从长期来看，宋代蜀人众多的现象是蜀文学传统的延续。同时，这也是宋代蜀学的成就之一，也是蜀人的骄傲。
《自序》记载：“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又王直方立之之说，谓：‘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因留功十年，注此诗”
诚然，蜀地自汉文翁治蜀开始，大兴教化，以此为根脉，延续数百年，形成了浓厚好学的文化氛围。蜀人性情乐观坚韧，为学多有自己独立看法，不人云亦云，在治学方面肯下苦功。
序跋作为文集副文本，直接服务于文集，是解读文集的着手点。著名的集注大家如赵次公，郭知达将自己集注缘由、集注原则、编写体例等信息记录在文集的序跋。集注的序跋文就像线引，可以通过它快速、全面引导后世学者掌握集注家的思路。
此外，在集注的序跋中，还记录许多当时社会出版行业和治学风气的信息，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序》记录了当时社会上妄加附会名人制造噱头，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社会风气，“欺世售伪。”这篇序文补充了宋代社会风俗的文献材料，另外也可从中看到这些从事集注的蜀人，在为学、治学上的严谨和操节，这也正是蜀士以及蜀学在宋代可以造极一时的文化因素。
结语宋代时期蜀人创作的序跋文章，因不是专门的文学创作，其文学艺术特色较为单一。但因其是服务于序跋，用以记录丰富内容，蜀人在撰写过程中仍然充分运用了各种表达技巧，尤其是部分序跋文中强烈的情感抒发，使得序跋不再平铺直述、单调乏味，增强了其可读性。
参考文献：[1]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