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涂”在南朝进一步形成“清官”制度。《通典》在叙述南朝制度时曾说：陈依梁制...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
以家世出身当基准，区别流品的现象，到了南朝达到高峰。《通典》这段话不能专以官制来解释，必须放入流品发达的背景中来理解。
流品的发达，使乡品二品出身的士族被视为“清流”，在官制上走“清涂”的升迁途径，是所谓的“清官二品”。而乡品在三品以下的寒门，则另取勋品，所谓“三品勋位”。梁以前官品的第六品，以及梁武帝改革官制后的第九品，是用来区隔官人与平民的“士庶线”。
在这条士庶线以上起家者，担任声望清高的“清官”、“清职”。而在这条线下起家者，则担任声望较差的“浊官”、“寒官”。“浊官”出身者，升迁速度慢，但在经过长期努力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升迁到“清官”。这也说明“清官”与“浊官”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特别是在官历迁转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种因于“清涂”的发达。
“清涂”在西晋的出现，加强了门阀的发展。士族可以借由对“清涂”的独占，担当那些令人羡慕、有崇高地位的“清官”。到了南朝，由于门阀制度的发达，哪些出身的人会担任哪些官职，能走哪类的升迁路径，也逐渐固定下来。
这条升官的捷径，最早的雏型出现在西晋太始年间，《太平御览》引〈李重集〉：汉魏以来,内官之贵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
这里讲到内官（中央官）的升迁最为时人所重，而最重要的升迁路线为：散官（太子舍人、太子洗马，七品）－尚书郎（六品）－黄门侍郎、中书侍郎（五品）。
由于官场风气重内官、轻外官（地方官），迁转又快，往往一年数迁，引起李重、王戎等人改革官制的呼吁。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是当时有名的铨选专家。元康元年（），时任吏部郎的李重对重内轻外的现象提出改革建议，认为应该先担任过地方官后，再回中央任职，这样才会熟悉民间疾苦。
这建议被尚书左仆射王戎接受，《晋书》，〈王戎传〉：“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
由于甲午制的出现，使原来散官（太子舍人、太子洗马，七品）－尚书郎（六品）－黄门侍郎、中书侍郎（五品）的升迁途径，转变成：散官（太子舍人、太子洗马，七品）－县令（七品、六品）－尚书郎（六品）－郡守（五品）－黄门侍郎、中书侍郎（五品）。而这条升迁上的快速道路，被称为“清涂”。“清涂”一开始是专指尚书郎，《晋书》，〈贺循传〉陆机推荐贺循时说：
此时清涂已经渐具雏型。而其中的尚书郎，尤为清涂要津。清涂是西晋时代最好的升迁路线，一开始就有重视门第出身的倾向，出身好的可以顺着“清涂”升迁到“美职”。南梁裴子野说：
裴子野的评论自有他的根据，因为在他所处的梁朝，“清涂”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制度。当时诠选官员的方式，是依照出身门第的不同，而有“高流官序”、“次流官序”、“浊官官序”等不同的升迁路径。而在仕途第一站的起家官，便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常常可以从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就能知道出身为何、“预测”出日后怎样迁转。
南朝职官升迁，有一个固定化的“官序”存在，随着出身门地的高低，而走不一样的官序升迁。共有五个官序，依照出身可分成高流、次流、浊官，随着任职者出身的高低，而授予不同的资序。
九品官人法本来是以品地来区别官职高下。然而，随着“清涂”的发达，职官里出现了清与浊的区别。官职清浊与否，远比官品来的重要。往往只有出身高门的人，才得以担任清官。作为官历的第一站，起家官如何，除了可以表现任官者的“家格”外，进而影响日后的官历。
如秘书郎以及著作佐郎，由于“职闲廪重”又掌管祕籍典藏，是个颇有“清气”的职务，变成最炙手可热的“起家官”，专给门第最好的出仕者释褐之用，所谓“天下清官”。张瓒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
当梁武帝任命刘孝绰为秘书郎时，还特别说：“第一官当用第一人。”“高流官序”很多以秘书郎为起点，可看出秘书郎在“起家官”中的地位。而著作佐郎则是次于秘书郎的起家，两者同为“高流官序”中重要的第一站。“高流官序”这条迁转途径几乎包含了整个南朝既清（声望高）又要（地位重要）的“清要官”，只有家世最好的“清流”才可以任职。在所有官历中的履历是最出色，升迁速度最快的“清涂”。
次于“高流官序”的官历，则称为“次流官序”，从奉朝请开始起家。在经历上，“次流官序”比不上“高流官序”。
而升迁走上“次流官序”的，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之外，往往迁不到侍中。与清官中最好的“高流官序”相比，“次流官序”虽然也是走“清涂”升迁的路线，但是无法与最好的“高流官序”相提并论。
不过，不论是“高流官序”或是“次流官序”，担任的官职还是所谓的“清官”，出身者都是在士庶线上的“官人”。与此相对的，还有“寒人”以浊官起家的“浊官官序”。
浊官官序，多从流外的令史、典签起家。经过在官场漫长的努力后，才能迁转入士庶线内，在梁朝则是“入流”。如奉朝请，本为“清官二品”的起家官，寒门出身的刘系宗与萧赤斧，一个要“历官为奉朝请”，另一个更久：刘系宗...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元徽初为奉朝请。
都要需要经过长期的迁转，才能担任。又如南台侍御史，这是流内最低的官职，多用“勋位”出身者担任。而中书舍人则往往由皇帝身边的宠臣担任，选材时“士庶杂选”，虽然掌握实权，却与“清官”、“浊官”与否无太大关连。
为什么到了南朝，“清官”反与职务的重要性与否无太大关连呢？这是因为南朝政局诡谲多变，本来任职重要职务的士族害怕政局影响其门第盛衰，多不肯认真处理任内该负的事务。久之“清要官”就失去了本应有的重要性，成为单纯仅具有声望的“清官”、“清望”。
与爱惜身家的士族相比，寒人出身的宠臣比较忠于皇帝，皇帝也将本应由清要官处理的重要职务，改交由亲近宠臣来管理。这些恩幸只能担任那些士族所不屑的“浊官”。但“浊官”虽浊，却负担了大多数重要政务。对此，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有很中肯的评论：
于是，在“寒人多掌机要”的情形下，形成了南朝独特的“恩幸政治”。这样的发展，除了使“清要官”成为徒有清望而不负实务的职官之外，也很精准的反映出南朝清官与否，是决定世家大族对职官的喜好，与官职本身的职务没有多大关系。正如梁武帝所云，这是一个“官以人清”的时代。
官序的建立，显示了“清官”与“浊官”在官历上已经有不同地位。当时在职位迁转上，已经有一定的途径，一步步“按部就班”的往上走。如果跳跃的迁转，则会被视为“泛阶”、“超阶”，被认为不是正常的升迁。如《南齐书王缋传》：
王缋从太子舍人转中书舍人，被其父王景文视为“超阶”，觉得不是正常迁转的情况，特别叫他“经年乃受”。同书〈谢朓传〉也有“超阶”的情形。事缘南齐明帝永泰元年（年），徐州行事谢朓向建业告发岳父王敬则的反谋。乱平之后，明帝对此事“甚赏之”，特别任命他担任尚书吏部郎。
这已经是清官中的要职，但谢朓不肯接受。主其事的中书省官员觉得谢朓让官太矫情，特别询问祭酒沈约意见。沈约回答如果让的是小官还有话讲，
要中书省不必多虑。看来，当时的迁转有一定的路途。谢朓因为告发岳父的反谋，而被“超阶”授为尚书吏部郎，但这不是正常的任命，可以看作是一种优待。
除了出身以及迁转方式不同外，政府对待清官的礼法也与“浊官”殊异。如前宋大明五年（）规定“清官”出门时的“行僮干仗”：“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南齐亲王行加冠礼时：“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笺。”除了在百官中地位特殊外，在经济上也有所优惠，看来，清官到此与“清涂”相结合，已是一个成熟完整的职官体制在，职官中已有一个特定的群体了。
从“清涂”到“清官”，南朝清官制度的建立，与门阀制度的发达密切相关。高门子弟担任的官职被认为清官，史书称此为“官以人为清”。如同张率的故事一般，以门阀出身来决定什么样的职官，而担任“清官”的士族子弟也以此为荣。
由于南朝的官分清浊，是门阀政治下的产物。唯有世家大族可以担任“清官”。当北魏孝文帝想用“汉化”政策，使鲜卑成为士族加入北方汉人的门地社会，借此让拓拔氏等鲜卑大族能顺利统治汉人时。南朝的“清官”制度自然成为北魏想模仿的目标。不同于南朝的清官观念，北朝的“清官”呈现与南朝不同的面貌。
参考文献：
《通典》
《九品官人法研究》
《九品官制官历研究》
《六朝贵族制研究》
《察举制度史论稿》
《太平御览》
《晋书》
《门阀制度》〉
《梁书》
《隋书》
《南齐书》
《宋书》
《廿二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