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新变的文学时代
建元元年（年），萧道成以禅让的形式夺取了刘宋的帝位，建立新王朝，称齐高帝。四年后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继承王位，年号永明，史称齐武帝。齐武帝永明年间（～年），社会政治稳定，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
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给这一时期文人们潜心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除此之外，在永明年间出现的许多文人集团，比如竟陵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文学中心，聚集了一批作家，又推动了创作的繁荣。
永明时期，从皇宫内苑、王公府邸到士子宴厅及平民聚集地，南朝乐府民歌大放异彩，特别是柔靡、清丽、浅白歌唱男女怡情悦性的吴声西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南朝民歌自东晋起，渐至风行，到南齐达到高潮。《南齐书·王僧虔传》曰：
（王）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曰：……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
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来自都邑。《古今乐录》载曰：“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这些在文化中心、军事重镇的里巷间、莲池边、渡口旁产生的民谣不再为“有益讽教”，而是一种民间的娱乐，是桑濮情思在南朝的延续。
南朝民歌对永明诗人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模拟创作了许多具有民歌特色的乐府诗，民歌对永明诗人的作品风格影响巨大，也促使文学出现了一种新变的倾向。
永明诗人谢朓、沈约、王融的生活都历经南齐，南齐时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钱志熙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中对南齐的文学特色作了概括：“南齐的文学，前承刘宋文学的风气而加以变革，其重要作家如王俭、沈约、江淹，都是在刘宋时代就已经步入文坛的，所以南齐的文风、诗风与刘宋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诗歌史上讲，永明诗歌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高潮，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诗歌的体制、风格的转变。所以，南齐王朝虽然短暂，但在诗歌史上，却自成一格相对独立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的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功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们在晋宋诗歌走到生涩僵滞的绝境时，通过学习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懂得了必须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新的语言，才能使诗歌获得新生的规律，大力提倡流畅自然的诗风，促使诗歌完成了由难至易、由深至浅、由古至今的变革；其次，他们批评晋宋诗过于典正、酷不入情的弊病，强调文学吟咏情性的特点，在创作上更侧重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温情。”这种倾向促使文学向着一种追求新变的方向加速演变，诗歌新的形式、新的体制、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
整个永明时期，诗歌追求是倾向于新变的，他们在声律上、语言上、感情上，包括题材内容上都向着不同于前代的诗风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时，南齐统治阶级注意招揽文士，文学风气最盛，文人团体活动也最为活跃。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秉承前代的遗风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聚会赋诗、探讨文义，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四声和永明体的诞生。
竟陵文学集团相聚在西邸，以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的“竟陵八友”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和辞赋的创作，在诗歌与辞赋创作活动中，文人们互赠诗歌，如谢朓作《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等，萧衍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答萧琛诗》等，沈约作《酬谢宣城诗》《饯谢文学离夜诗》等，这些诗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从谢朓、沈约、王融现存的诗歌来看，集会唱和的诗歌占多数。
竟陵八友研究声律并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皆为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发端，它的产生正是“竟陵八友”等文士研习声律的结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沈约文辞精拔，盛解唐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传相祖述，而声律之道大行。”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竟陵八友”中沈约、谢朓、王融等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四声正是在他们的深入研讨和大力倡导下产生并风行起来的。
除了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之外，他们还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实践。《南史·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清末王闿运《八代诗选》二十卷中，有三卷《齐以后新体诗》。其中南齐共三十八首，王融有五首，谢朓则占了大半；梁二百八十三首，沈约占十四首。
从现存作品来看，沈约、谢朓、王融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作家，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意境、风格等方面创新求变，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