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民族融合
汉中地处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是古代西戎、南蛮、华夏的交汇杂居之地。古代汉中，既有西北民族中的羌、氐，南方民族中的巴、蜀、庸、濮、微、賨、僚，甚至还有北方民族中的匈奴、鲜卑人。氐、巴、蜀、僚等族人在汉中自古就有，羌、庸、濮、微、賨、匈奴等族人系流徙而入。氐人自上古至魏晋南北朝皆有分布，巴、蜀、庸、濮、微人主要生活于春秋战国之前，羌、賨、僚、匈奴人活跃于两晋南北朝。隋唐以后，各族逐渐融入华夏(汉)。近现代汉中仍有羌族，但已与古羌人不同。当今汉中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汉族，是历史上多民族在汉中聚居、流徙形成的，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结果。
蜀人重心
蜀是我国古代西南的一个民族，一说起源于陕南汉水上游，而四川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发现，强力支持了起源于岷江上游河谷说。古代蜀人主要分布于陕南汉中、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春秋战国之前，蜀人一直是汉中的主要民族之一。
青铜人面具
蜀兴起于夏商之际，殷商卜辞中“至蜀”、“正(征)蜀”等反映商蜀关系之辞甚多。关于卜辞中蜀的地理位置，向有争议，其中之说为在今“陕南或四川境”或陕南汉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曾有学者据此论曰：“以城固铜器群为主要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蜀族最早的活动中心可能不是在其他地区而是汉水上游，只是在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尽管蜀文化由汉中南下之说不为更多学者所接受，尽管汉中出土的青铜器更有可能属于巴文化，但却不排除其中包含蜀文化因素，因为其中三角形援无胡直内戈、人面具、兽面具，确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同样的传统，应与蜀人最早在这一地区活动有关。《三星堆文明》的编著者持蜀人起源于岷江上游说，但也承认，“殷商时期汉中地区的那一个被称为蜀’的地方，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的北部边境之所在，是商代三星堆文明向北连续分布的北界之所在，也是古蜀国的北境军事重心之所在。”
入周，汉中蜀人十分活跃。《书·牧誓》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随武王伐纣，尽管学界对八国的具体位置尚存争议，但蜀在汉中或包括汉中却是共识。周平王时，蜀望帝杜宇“以褒斜为前门”；春秋时，蜀王开明氏二世卢帝自汉中谷道“攻秦至雍”(《华阳国志》卷三)，开创了自东周初期褒国灭亡至战国初期秦筑城南郑近三百年间，汉中长期为蜀国的历史。战国时，蜀开明王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既言蜀王之弟，属于蜀人的可能性大。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蜀王因苴侯与巴结好，发兵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于秦。秦遣将经石牛道取蜀，并灭巴、苴，以其地陆续置巴、汉中、蜀郡。蜀国灭后，蜀族仍存，并逐步中原化或与蜀地其他民族融合。
青铜兽面具
蜀人在汉代被称为叟，在汉末至西晋时仍以民族名出现。直到南北朝后期，汉中境内仍有蜀人。《南齐书·氐传》曰：“(齐永明)十年，(杨)集始反，率氏、蜀杂众寇汉川”；《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曰：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召诱氐、蜀，绝魏运路”；《周书·氐传》日：“世宗时，兴州人段吒及下辨、柏树二县民反，相率破兰皋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蜀攻陷落丛郡以应之”，这些记载中的“蜀”即指蜀族人，这些事件均发生在汉中境内。隋唐以后，蜀人完全与华夏族融合。
汉水上游南郑境内冷水河下游有蜀河之称，因其为蜀人故地。刘长源《汉中古史考论》曰，文献史料中往往“蜀汉”连称，“是因蜀人久居汉水而得名。”古代蜀人以从事农业和手工艺为主，有悠久的种植水稻的历史。西乡县何家湾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谷遗迹，就反映了汉中古蜀人或巴人从事水稻生产的历史。蜀人因有“每王薨，辄立大石，…为墓志”(《华阳国志》卷三)之习俗，形成了大石崇拜的宗教形态。《水经注·沔水》载：“(南郑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这种列石与四川新都旱八阵、新繁飞来石一样，都属于大石文化中列石类型。石棺椁土葬是蜀人早期的丧葬习俗，据《华阳国志·蜀志》：“(蜀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近年，宁强县在青木川、巴山发现的多座石板墓穴，其墓主很可能就是古代蜀人(或氐人)。
来源：文化汉中
作者/来源：汉中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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