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与北魏的关系一直是和好与战争相连的，保持着一种和战相继的动态平衡，对峙六十年来，双方争夺的焦点也由统一全国转向了对部分地区的争夺，小规模冲突不断，较少发生大规模战争。受外交、内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峙时期双方的交流依然未曾断绝，增强了两个政权关系的复杂性和延续性。
一、时战时和的不稳定性
刘宋和北魏的关系受到各自国力、内政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体现出了时战时和的不稳定性，随着双方战争实力的变化，其国家地位和外交关系中的主导权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刘宋与北魏的关系总体上是对峙的，即使和平时期也夹杂着战争。据《魏书》记载，刘裕代晋建宋后“频请和通，太宗许之”，双方一直维持着和好关系，但这种和平局面维持了不到两年，就随着刘裕的逝世而告终。永初三年，宋武帝刘裕逝，北魏趁其丧乱，攻取了刘宋滑台、虎牢、金镛等河南军事重镇，拉开了宋魏之间争夺河洛地区的序幕。
元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继位，此时北魏正在攻打柔然，宋文帝也急于掌权，双方便再次言和。元嘉二年，魏太武帝遣使刘宋，次年，宋文帝亦遣使魏与魏交好。此时刘宋和北魏都有各自的原因，不得不选择和好，但这种和平只是暂时的，双方随时可能因利益冲突再起争端。
元嘉七年，宋文帝遣使向魏太武帝索要为魏攻占的河南之地，遭到了太武帝的严辞拒绝，宋文帝遂派大军北伐，旨在收复河南失地。此次北伐失败后，刘宋“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已无力再战，北魏也因柔然、大夏等强敌虎视眈眈，不敢再与刘宋交战，双方便再次言和，遣使交好、互赠方物。
这种和平状态一直持续到元嘉二十七年，已经基本统一北方的太武帝率军十万南下攻宋，此举招致了宋文帝的第二次北伐，一举夺回了河南失地，但冬季来临后，太武帝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攻，战火一直蔓延到了长江流域，双方损失都很惨重。此次大战过后，刘宋元气大伤，国势已衰，太武帝也在次年为宦官宗爱所杀。元嘉二十九年宋文帝趁太武帝死后再次兴兵北伐亦以失败告终。
元嘉三十年，宋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此后刘宋便陷入了兄弟阋墙、骨肉残杀的祸乱中，北魏亦忙于内部争权，双方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直到宋孝武帝即位，北魏复又遣使请和，并通互市。这一时期，双方虽然表面上言和，但一直在青、兖地区发生小规模战争，一直持续到宋明帝泰始年间。大将薛安都等人因卷入刘宋内部斗争被迫降魏，北魏借机占领了淮北四州、淮西诸郡和青齐之地。此后，刘宋与北魏少有战事发生，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二、刘宋与北魏争夺的焦点由统一全国变为对部分地区的夺取
自永嘉丧乱、晋室南迁之后，收复中原、统一全国便成为东晋宗室以及包括桓玄、刘裕在内的诸多权臣的终极目标。东晋末年，刘裕掌握朝廷实际权力后，一边积极改革内政，一边进行北伐获取世家大族的支持，代晋建宋后，刘裕曾计划于永初三年北上伐魏，但天不假年，刘裕忽然病逝，北伐也因此被搁置。
据《宋略·总论》记载“永初末岁，天子负扆矜怀，以燕、代戎幄，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屠桑干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顾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返，请具银绳琼检，告报东岳。’既而洮弗不兴，即年厌世”。刘裕死后，少帝昏聩，直到文帝亲政，才开始商议伐魏，元嘉七年宋文帝北伐之前，曾休书与魏“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由此可知，此时宋文帝北伐的目的已经不是收复中原了，而是收复此前刘裕新丧时被北魏攻占的河南失地。
宋文帝自即位，便有志北略，从元嘉七年开始，分别于元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出兵伐魏，表面上看来河南地区的归属问题是宋魏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宋文帝执意北伐的内在原因是想耀兵河、洛，以结河西、柔然等政权共同遏制北魏的扩张。此外，由于北魏收留了大量司马氏宗室成员，这对于代晋建宋的刘宋来说如鲠在喉，必须时时加以戒备。
长期来看，宋文帝只想修复旧地，无意继续北上的深层原因是北魏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割据之后，实力不断增强，宋文帝意识到其实力还不足以将其攻克，因此只欲保守旧土，与北魏划河而治，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败退，刘宋不仅失去了河南地区，还使得北魏长驱直入，一直攻打到长江北岸。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败后，刘宋元气大伤，国势衰微，北魏虽然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因远距离作战，人困马乏，死伤亦已过半。
如果说元嘉年间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河南地区，那么孝武帝即位后双方的矛盾便转到对淮北、青徐地区的争夺上了。相较于对河南地区的争夺，宋魏对淮北、青徐地区的争夺规模较小，并未发生太大的战争。宋孝建二年，孝武帝以右卫将军颜师伯为青、冀二州刺史，“是冬，索虏寇青州，刺史颜师伯频大破之”，此后不久，“索虏寇北阴平孔堤，太守杨归子击破之”，颜师伯多次抵御了北魏的侵扰。
宋明帝即位后，泰始二年，刘宋山东、淮北边将薛安都、崔道固等人担心因刘宋宗室内讧受到牵连，被逼降魏，北魏乘机派大军南下，大败刘宋军队，陆续攻取了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等地，刘宋自此与北魏以淮河为界。虽然宋明帝后来屡次派兵争夺淮北之地，但均无功而返，南北朝的对峙局面就以淮河为界大致确定了下来，直到南齐末年因为寿阳镇将裴叔业投降北魏，国界才进一步南退。
三、宋魏对峙时期遣使聘问频繁，经济文化交流持续不断
刘宋与北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战相继的，但无论是在和平对峙时期还是战争间隙，双方均保持着遣使聘问的关系，使者的往来交流对宋、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学者曾统计过，从永初二年到升明三年，刘宋出使北魏就达三十多次，北魏出使刘宋亦不在少数。和平对峙时期，双方遣使聘问大多是互赠方物，保持友好关系，宋孝武帝继位后，北魏遣使请求互市，“时遂通之”，此次互市持续了五年，不仅推动了双方的经济交流，也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除了和平时期互派使者外，刘宋与北魏也曾在战争间隙遣使交流。
据《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北伐失败后，魏军反攻至彭城，太武帝先求南方特产甘蔗及酒，宋武陵王刘骏送去酒、甘蔗等物，并求北方特产骆驼，于是“焘送骆驼、骡、马及貂裘、杂饮食”，双方你来我往，互赠特产方物，仿佛和平时期的正常交往。除此之外，双方还因问罪、下战书、请和、和亲等各种事务互相遣使，使者的往来交流贯穿了刘宋与北魏交往的全过程。
自刘裕实际掌握东晋政权时起，就与北魏小规模冲突不断，但整体上大规模战争较少。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后秦，借道北魏溯流而上，北魏多次出兵骚扰宋军，刘裕以“却月阵”退敌，收复了河南全境，最终顺利攻下后秦。永初三年，刘裕逝世，北魏又趁机占领河南的虎牢、金镛等军事重镇，小规模冲突比较频繁。宋魏之间的矛盾，除了正面的军事斗争外，还包括刘宋联合其他国家与北魏抗衡。
据《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北魏攻打刘宋悬瓠等地，多日不克，太武帝致信宋文帝“顷关中盖吴反逆，煽动陇右氐、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
由此可知，刘宋与柔然、大夏等国联合抗魏，让太武帝一直耿耿于怀，也因此对刘宋的敌意更加强烈。这些不满于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北伐失败后集中表现出来，即太武帝亲率大军南下反攻，战火一直蔓延到长江流域，使得刘宋元气大伤，开始由盛转衰。
刘宋与北魏的对峙与冲突未能断绝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本文第三章所述，双方除了遣使聘问，互赠方物外，还有商贸互市、使者个人收售货物以及随着宗教的发展与僧徒的往来流动促进了宋、魏的文化交流和生活习俗的转变，加速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
四、刘宋与北魏的关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刘宋和北魏的关系总体上是时战时和、和战相继的，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刘宋和北魏对峙时期，双方均存在内忧与外患，对方还未成为彼此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统治者个人偏好、国家内部矛盾、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由于统治者个人原因导致两个政权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宋文帝元嘉年间的北伐上。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对刘宋悬觚等地进行了攻打劫掠，宋文帝为了报复北魏同时收复河南失地，决意北伐，群臣认为今年时间已晚，请待明年，宋文帝皆不听从，执意当年进行北伐，但因水军行进受天气影响较大，延误了有利的作战时机。
此外，宋文帝在作战过程中，经常对战争进行远距离指挥“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这也是元嘉北伐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对刘宋与北魏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魏还有一些因内政原因与对方通好的例子，如元嘉初期，宋文帝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徐羡之、傅亮等人，遂频频遣使与北魏通好，以便集中精力稳定朝政。宋文帝对于北魏的和亲一贯拒绝，但当北魏兵临瓜步时，“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宋文帝主动提出和亲，其对与北魏和亲一事前后态度的转变突出体现了内政对两个政权关系的影响。
总结
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导致刘宋与北魏关系发生变化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东晋末年，赫连勃勃攻占长安等地，刘裕采纳大臣郑鲜之的建议，利用北魏与赫连夏的敌对关系，结好北魏以遏制赫连夏。北魏始光元年，太武帝甫继位，柔然大举入侵，北魏为全力抵抗柔然的进攻，解除后顾之忧，亦遣使与刘宋通好。
刘宋与北魏除了因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遣使通好外，也因此发生过战争。宋魏对峙时期，后仇池国是夹在宋魏中间的政权之一，叛服无常。刘宋攻破后仇池后，其首领杨难当逃往北魏避难，北魏以刘宋侵犯其藩属国为由起兵伐宋，重新占领了仇池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