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句话不仅适合文章创作，也适合理论研究，不仅适合古代，也适合当下。由于中国小说研究之悠久与研究人员之众多，“新变”的难度也不断被推高。这是中国小说研究者必须回应的学术挑战。新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下简称《小说文体史》）一书著者谭帆教授成名于古代戏曲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古代小说理论与小说文体研究。我和他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重点虽然不同，但研究理念颇为契合。我多次提出，要回到中国文体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谭帆也主张“回到中国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当务之急是还原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回归中国传统的小说语境。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角度看，古代小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文体。西学东渐以来，小说文体刚好符合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体分类，所以小说毫无疑问地具有合理性和独立性。但如果按新文化以来形成的四大文体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类法，中国古代的诗歌、戏剧的形态是最为明显的，不难辨体。散文略为复杂，但若用“文章”概念来代替，辨体也是清晰的。问题在于，西方小说文体内涵与中国小说文体实际相差很远，所以“小说”文体研究反而变得复杂。二十世纪以来，用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和以“西”律“中”的价值标准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相当突出和普遍的现象，并造成一些困扰。清代沈谦作赋，盛昱录《红楼梦赋图册》之“滴翠亭扑蝶赋”现藏爱尔兰切斯特·贝蒂图书馆那么，如何回到“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呢？所谓“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尽量还原古代小说之“实际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之“本土化”，即在借鉴外来观念和方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从而实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小说文体史》力求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和价值标准去理解和把握古代小说文体。主张要以贴近“古人”、贴近“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努力寻求“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西学”的本土化路径，探究梳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程，其指称对象错综复杂，包括“小道”“野史传说”“表演伎艺”和“虚构的叙事散文”等多方面内涵，大体呈现出“历时态”的流变线索，体现了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进程；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说”指称对象的变化，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观一直影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即与《汉志》一脉相承。所以，《小说文体史》认为，《总目》所框范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著述和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此一特性即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中的“本然状态”，也是《小说文体史》所强调和遵循的历史传统。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现代小说理论往往将小说理解为虚构的叙事文学文体。如果仅用这一概念衡量中国古代小说，至少是不普遍适合的。如程毅中先生在谈到《酉阳杂俎》时，指出此书“内容很杂，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算作小说”（《唐代小说史》）。可在古人的观念中，《酉阳杂俎》非但是小说，更是“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小说文体理解的古今差异，的确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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