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仕齐梁两朝，出入于几大文学集团的王僧孺交游广泛。王僧孺，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其父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鬻纱布以自业”，僧孺好学，及至少年“佣书以养母”。成年后，王僧孺历仕齐梁两朝，因善“属文”，在士林以文学著称。与魏晋时期不同的是，在齐梁朝代更迭变换中，君主势力逐步上升，世族步入余晖。但步入余晖的世族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很大影响。受君主与世族两方势力的撕扯，如王僧孺一样的普通文人几多易主，攀援富贵，学于世族同时也受困于世族品评等风气。王僧孺入仕后先后投奔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王晏文学集团、文惠太子文学集团、梁武帝萧衍文学集团等政学夹杂的文士团体之中。王僧孺的文学与交游一方面与齐梁特殊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受制于个人生平。王僧孺所处的时代背景世族凭借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在宋齐梁三朝的土壤中形成了稳固又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这时的文士大多出身于世族，成长于世族，学于世族，其经济婚姻仕途也依据其所在家族而定。但自刘宋开始，出身于庶族成长于行伍的皇室出于政治的考量都试图降低世族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种长久又胶着的尝试，使宋齐梁政权都以高开低走之势早亡，后期权力斗争十分激烈，但世族因占据教育资源与选官之故，在动乱中得以保全。一、皇族主导下的文士风貌与六朝其他统治者相比，齐梁皇室十分重视文学。梁开国君主萧衍曾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在萧齐文坛有一定的声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萧衍著作不同文学体裁有二十四种，诗、文、赋、表、志、传、序等均有作品，经史子集各科皆有涉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批文士附庸在统治者左右，形成许多以皇族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著名者有：文惠太子萧长懋文学集团、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萧衍与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萧绎文学集团。这些文学团体的倡导者许多都是皇帝、储君或者是皇位的有利竞争者，文士们聚于这些人门下其背后的政治考量则显而易见。以王僧孺为例，入仕之初进入萧子良文学集团，后经引荐又进入了文惠太子萧长懋文学集团，这背后并非是王僧孺文学理念的变化，而是仕途上的追逐。永明五年左右，以萧子良文学集团形成。其门下以“竟陵八友”为首的沈约、王融、谢跳这一批诗歌作家，诗文作品大多风格鲜明，讲四声、避八病、强调声律和谐、平仄合辙同时追求言语之清新流转，后世称这类诗为永明体诗。同游此间的王僧孺受此影响颇深，其诗作大都合辙押韵，声律和谐。天监元年伊始，梁武帝作为君主大加笼络前朝文士又广纳贤才，周边汇聚了大量文人雅士。并多次于宫苑内外组织宴会，形成了交游活动极为频繁的萧衍文学集团。在这些宴会上武帝令群臣作诗赋文，创作大量以游宴为主题的诗文。王僧孺在此期间便作有这类宴游诗，如《侍宴》《侍宴》（又）以及《侍宴景阳楼》。二、文脉悠远的世族集团如果说以兰陵萧氏为首的皇族是齐梁文学蓬勃发展的助推力量，那么世族就是齐梁文学能够蓬勃发展的基石。东汉以后，选官之法以倾向于贵族、豪族子弟的征辟、察举制为主，豪族权贵趁机在朝堂上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并在地方拥兵自重、兼并土地、占有人口，长此以往，造就了一批累世公卿的门阀世族。及至六朝，世族严把品人之权，操纵着九品中正制，控制人才的上升途径。占有大量政治、经济、人口、土地资源的世族同时也占有大量的书籍文献，在此基础上有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世族文化传承现象，出现了许多文脉悠远的家族文学。以陈郡谢氏为例，淝水之战中谢氏家族居功至伟，陈郡谢氏成为东晋及南朝的当轴士族，政治地位极高。在文学上，谢氏诸弟子文才繁盛，自魏晋至齐梁皆有子弟著述。晋谢鲲名列“江左八达”，著《谢鲲集》；其子谢尚善草书，作有《馀寒帖》；刘宋谢灵运与南齐谢眺史称“二谢”，皆以山水诗著称。其他文化世家亦是如此源源不断地为当时社会提供人才，如萧齐时文坛大家王俭、王融出于琅琊王氏，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沈约出于江东吴兴沈氏。可以说南北朝的世族群体成了南北朝文坛人才的储备体，为文坛不断培养并输送着大批人才。王僧孺生平简述—、没落世族王僧孺所在的东海王氏其兴盛期可追溯到汉末至晋初这一段时期，此时家族中代表人物有位列三公的王朗、封谥景侯的王肃以及晋文明皇后王肃长女王元姬。依据马金亮《魏晋南朝东海王氏家族文化研宄》所记，这时期东海王氏以皇亲望族之位立于诸世族之间，族中子弟仕宦上位列公侯，姻娅上皆联姻于弘农杨氏、谁郡夏侯氏等诸多望族，其家族荣耀显赫于此时。但从第三代王恺以后，便与皇室关系日渐疏远，同时经学传承断绝。到了南渡之后，家族日衰，虽不复当初声望，但族中仍有子弟位列三品以上高官。然而僧孺一脉因其“父延年，员外常侍，未拜卒”，王延年出仕未果便壮年早逝使得僧孺一脉因此没落，以至于王僧孺“家贫，常佣书以养母”，但不可否认整个东海王氏在此时期仍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只是僧孺一脉确实衰微。二、期许与寄托——名与字《南史》及《梁书》本传首句皆记，“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会发现王僧孺“名”“字”相同这一问题。在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名与字往往代表着家人对他的期许与寄托，在这份寄托与期许之外还可窥得这一时期的民风民俗以及宗教信仰。如果说五斗米教信徒多好以“之”、“玄”为名，那么家崇浮屠者则名中多现“僧”字，王僧孺之名便是如此。僧，《说文解字》“新附”曰：“浮屠道人也。”魏晋南北朝时名有僧的人不可谓不多，刘宋杜僧明、王僧辩、戴僧朔、王僧智、焦僧度等名士皆以僧为名，这与东晋以来统治者多信仰佛教息息相关。王僧孺本人也是深受当时礼佛之风影响，这一点从王僧孺所创作的《礼佛唱祷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诸多精通佛典佛法的佛事文即可昭明一二。孺，《说文解字》云：“孺，乳子也。”马金亮认为：“东海王氏家族正是一个以经学起家并显赫于魏晋时期的文化世家。”其家族早期显赫人物王朗因通经入仕，王肃以经学扬名，由此可见王僧孺家学之中宗经重儒这一主旨。南朝儒学多受佛道之冲击，然时人崇儒之心未减，因此萧子显《南齐书》和沈约《宋书》中都列有《孝义》。综上，王僧孺名中“僧”“孺”二字一可见其家礼佛，二可见其家学传承以及长辈对他的理想寄托。三、仕宦简述王僧孺的仕途可划分为齐梁两时，其间受梁武帝赏识，在天监时期有过辉煌时期，但中年却因小人构陷而遭贬谪，及至晚年游走于诸王子门下为王府参军、记室等职。纵观王僧孺的仕宦之路，也受其交游影响，入仕初期，见赏于王晏而又因王晏事免官；因任昉见赏于始安王萧遥光而又因萧遥光事免官；因于齐竟陵王府邸与梁武帝萧衍有旧而在天监时期荣耀一时；因旧主南康王萧绩之旧情而又能在晚年最终返回京入西省修谱，故对王僧孺而言交游是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四、学术成就王僧孺仕途虽几经坎坷，但学术上令人称道。在谱牒学上，当时谱集纷乱，察举定品无所依据，萧衍亲令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王僧孺修订七百一十卷的《十八州谱》，十五卷的《百家谱集》以及十卷的《东南谱集抄》，虽今天均己佚失，但不可否认这些谱牒在中古谱牒学史上重要的价值。在藏书史上，与沈约、任昉并称为“南朝三大藏书家”，藏书万余卷，其中有许多异本。在文学上，领著作，修编国史，撰《起居注》《中表簿》，与萧子云等人同撰的《东宫新记》。著文集三十卷，另录五卷《两台弹事》。惜均以己散佚，幸得明张燮辑佚文于《七十二家集》之《王僧孺集》中，后张溥藉此为底本辑校成《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王左丞集》。其中诗歌乐府共计37首，各类文章共计28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dk/795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