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不断酝酿着新变，它的魅力正在于此。作为新变之代表，骈文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大贡献，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六朝骈文堪比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成为一代文学之典范。
南朝文士愈发追求华丽精致的形式美，这种追求在诗、赋、文等各种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可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经过前代的积淀、本朝的创新，骈文终于在南朝达到鼎盛，对仗、用典、声韵、辞藻四大要素齐备且完美融合，而奏事文之骈俪化是骈文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傅亮为代表的刘宋奏事文
东晋偏安一隅，谈玄清议之风弥漫，重情尚丽的文学新变在此中断，晋宋易代之际，文学风貌才发生重要改变，刘勰称“宋初讹而新”确实把握了要点。关于刘宋文学的新变，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中有精彩论述：＂刘宋一代，虽国祚浅短，而吟咏滋繁，文学至此，幡然一变。气变而韶，色变而丽，体变而整，句变而琢。诗则于律渐开，文则于排益甚。质直之貌寖衰，绮丽之辞日著。”当此之时，各种文体追求新变，骈俪句法的丰富自然也反映在奏事类文体中，傅亮奏事文即是一例。
《宋书》记载：“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傅亮身为一代之椽笔，所写奏事文名冠当时，刘裕很多公牍文便出自他手，传世名作《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等均为代拟之作。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一文，写晋义熙十二年，刘裕收复故都洛阳后奉谒五陵之事，本为奏捷之文，但文中多抒发情感，充分发挥表文之所长。表中四字句居多，用整齐的句式极力描写洛阳战后萧条之景，抒发瞻拜五陵悼惋之情，故都山川不改，但以往繁华不再，西晋五位皇帝的陵墓如今也破败不堪，昔日的繁荣与如今的荒败对比鲜明，令人不禁悲从中来，掩涕不已。
文章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许梿对此叹赏不已：“以深婉之思，写悲凉之态，低回百折，直令人一读一击节也。”傅亮对于奏事文新变的贡献不仅体现在重视其抒情特质，还在于用典手法的高明。傅亮对典故的灵活运用，为刘宋时代的隶事用典树立了楷模，从而推动骈文进一步向前发展。
二、以任昉为代表的齐梁奏事文
《南齐书·文学传论》有言：“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齐梁文学自觉追求新变，永明声律论的兴起即是一端。此后，诗、赋、骈文的创作都出现了有意追求声韵协畅的现象。清阮元《四六丛话序》云：“文通、希范，并具才思，彦昇、休文，肇开声韵。轻重之和，拟诸金石，短长之节，杂以咸韶。盖时会使然，故元音尽泄也。”称赞沈约、任昉在骈文讲究声律方面拥有开创之功。
谢无量《骈文指南》将六朝骈文创作自“徐庾体”前又立“永明体”，将谢朓、沈约、任昉等人一起列入其中加以论述。沈约、任昉在齐梁文坛素有“沈诗任笔”之称，均赢得炳焕声名，任昉尤以应用文写作名世。任昉作为时代大手笔，才思无穷，下笔成章，一代辞宗沈约也深为叹服。任昉历仕宋齐梁三代，以应用文章著称于时，他的奏事文是齐梁奏事文的典范。
任昉奏事文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意声律谐和，二是在用典隶事上下功夫。声律方面，受当时声律论影响，任昉为文自然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