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蜀慧像章静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主持修订了二十四史中的《梁书》《南齐书》与《陈书》，在修订版《陈书》出版之际，《上海书评》记者采访了景蜀慧教授及修订组的周文俊副研究员、李丹婕副教授，请他们谈了编纂、点校与修订的基本情况。
与之前的《梁书》相似，《陈书》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历经三朝（陈、隋、唐）完成的，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书的修撰过程吗？今天我们看到《陈书》署名为姚思廉（-）撰，其实是他接续父亲姚察（-）的遗稿编次而成的。这样父子相续的修史事业，在汉唐时代并不少见，比如汉代的司马氏父子、班氏父子，另外，初唐的《北齐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北史》《南史》（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等书也都是这种情况。
姚察从梁朝末年开始参与梁朝国史的修撰，此后官衔几经变化，但始终兼掌史官之职，到陈后主在位期间，梁史之外，也奉命着手修撰陈史。陈亡入隋后，姚察又奉隋文帝之命，编撰梁、陈二代史，但两部书还未完稿，姚察就去世了，临终时他命子思廉续成其书。据姚思廉在《陈书·姚察传》中的记述，姚察生前撰成篇幅已颇可观，我们今天看到《陈书·高祖纪》《世祖纪》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应该就是姚察的原稿。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的遗愿，隋炀帝下诏准其续撰梁、陈二史，但由于隋朝很快陷入战乱，续修工作未能完成。至唐初，唐高祖命中令书萧瑀等人修撰前朝史，姚思廉为陈史修撰者之一，但这次修史活动很不成功，历经数年不就而罢。贞观二年（），唐太宗下诏修撰前朝史，姚思廉负责撰修梁、陈二史，最终于贞观十年正月成书。
可以看出，虽然政权几经更迭，但姚察父子修撰陈朝国史，始终是受皇帝之命而为，最终成型的《陈书》，也是唐初就周、隋、梁、陈、齐五代史开展的官修工程成果之一，因此，我们在《陈书》卷六《后主纪》后能看到魏徵总括陈朝一代兴亡的论赞，在卷七《张贵妃传》末“史臣曰”之前，也有魏徵对后主在位期间宫廷史事的一段详述，这些都是魏徵以五代史监修官的身份参与陈书撰修的痕迹。不过，即便有国家工程的背景，姚氏父子接续编撰梁、陈二史，仍与吴兴姚氏的家学传统分不开。
姚察父姚僧垣虽精于医学，以医术显于西魏、北周和隋朝，但其从少年时代起，便爱好文史，其商略今古的见识，颇为当时学者所称道（关于姚僧垣的事迹，参见《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姚察本人博通经籍，精擅礼乐，陈朝时一直兼掌修史和著作事务，进入隋朝还参与了一系列国家礼乐重建工作。姚察的弟弟姚最，据史书记载，也是“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周书》卷四七《艺术·姚最传》）。可以说，史学是姚氏家族颇具传统的一门家学，姚思廉自幼便浸淫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之中。姚察尤以治《汉书》闻名，姚思廉少时便从师父亲受《汉书》学，因此，与同时期史书中颇为流行的骈俪文风不同，姚氏父子崇尚古文，追模《汉书》笔意，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便有一个条目作“古文自姚察始”，写到“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即是就姚氏父子的史笔所发之论。因此，了解姚氏父子史学的家学背景，尤其是其《汉书》学的治学旨趣，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陈书》的撰成及其特色。
陈朝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段中的存在感最低，被认为是南朝国势最弱的一朝，除了这样简单的价值定位，我们该如何认识陈朝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应的，《陈书》为我们更好地了解陈朝提供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陈朝是在梁末大动乱的废墟上建立的，且内忧外患不断，国境亦较前代大幅收缩，基本上仅划长江而治，就国势强弱而论，陈朝无疑是一个弱势王朝。不过对其历史地位的认识，未可局限于这一判断，还要从历史前后脉络作通贯理解。
作为南朝定都建康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朝是东晋南朝文物制度的继承主体。我们知道，东晋南朝的学术文化，盛极于梁代。梁武帝萧衍在前代深厚累积的基础上大力经营，创造了学术文化繁荣鼎盛的局面。对此，北齐政权实际缔造者高欢曾有过着名言论：“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士子悉奔萧衍”（《北齐书·杜弼传》），道出了当时中原士大夫对于南朝“衣冠礼乐”的向慕心态，也从侧面反映出南朝拥有的巨大文化优势。但另一方面，梁武帝治下的经济与社会，其长期积弊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加恶化，最终由侯景之乱，引发全面崩溃（参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三章《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这次动乱不仅敲响了梁朝的丧钟，还激化了南朝社会复杂而尖锐的内部深层矛盾，在国家与社会诸层面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破坏。士人精英在动乱中或死亡或流离，书籍文献亦大量散失亡佚，至如梁元帝萧绎身为梁政权的继承者，在江陵陷落时更焚毁了所聚七万余卷书籍，即是文化劫难之缩影。东晋南朝以来发展起来的文物制度，在连续的浩劫中有毁于一旦之虞。在此语境下，陈朝的建立对梁乱残局起到了重整收拾的作用，使陷于崩溃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从《陈书》的记载，我们看到大量因梁末之乱而流寓各方的士人，在陈代回归乡里或出仕朝廷，南朝文物制度因此得以维持不坠。《侯安都传》记载侯安都招聚文士，“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并为之宾客”；又如《文学·徐伯阳传》记载“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再如《儒林·张讥传》记载“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宫临听”等，都反映了学术文化活力的恢复。尽管整体上仍难与前代盛况相比，但对于南朝文物制度，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内部修复的积极作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叙论，以“梁、陈”为隋唐制度三大源头之一（另外二源为“北魏、北齐”“西魏、周”），云：“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论深具卓识。陈朝作为继承东晋南朝文物制度的政治实体，其被北方政权征服以后，相当于拱手奉上整份历史遗产，为隋唐吸收采用，在统一王朝的机体内注入多元化的活力，对隋唐盛世的开启具有深远意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陈朝的立国，还深切反映出南朝社会与族群潜在力量的发展新动向。梁末动乱严重冲击了南朝以来趋于固化的统治架构，以士人精英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备受摧残。陈朝依托的政治力量，以及所面对的地方割据势力，均有不少是出自社会中下层的豪强、酋豪、盗帅之类人物。部分甚至游离于华夏网络之外。陈寅恪先生即敏锐注意到《陈书·陈宝应传》提及趁侯景之乱而起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认为这是“南朝民族及社会阶层之变动”，指出“陈室之兴起，其所任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与东晋刘宋之时，情势迥异”，“斯诚江左世局之一大变”（《〈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这些长期在历史中若隐若现、又在陈朝特殊立国环境下走到政治中心舞台的势力，实际上是东晋南朝以来对南方持续经营与开发之下，对社会与族群产生的结构性演变结果。由陈代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与族群方面的结构性要素，在隋朝完成统一、乃至唐代以后，仍然深度且持续地影响着南方区域历史的演进与发展。
关于《陈书》包含的历史信息及其独到价值，可从不同层面予以展开。前人或认为该书叙事形式较为僵化，如柴德赓先生概括认为：“梁陈二书出于一手，叙事有一成例，每传大致可分三个段落：第一段先叙历官次序、第二段叙重要事实、第三段死后必载饰终之典，为死者颂扬一番。此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实无可取。而且其结果是有美必书，有恶必讳。”（《史籍举要》八《〈梁书〉〈陈书〉》）诚然，《陈书》史传叙事存在“套路”，不少人物生平的记述，多未脱离于一定的形式。不过随着近年对出土墓志资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陈书》的这种叙事特点亦有新的认识。罗新、叶炜先生通过比照《黄法氍墓志》与《陈书·黄法氍传》，注意到两者行文接近，判断“修撰墓志时使用了秘书省史馆机关原有的史传资料，而且这种资料与后来的《陈书》非常接近……所依据的资料，只能是秘书省原有的档案（名臣传、功臣传之类）”（《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提示了《陈书》的模式化叙事，与当时史馆制度与官方档案运作密切相关。就此而论，《陈书》史传的叙事格套，对于追溯更为早期的史源文本形态与修史运作机制，反而有其价值。而且，《陈书》虽然部头不大，仍保留了不少较为原始的历史资料，如各类公文诏书的收录，展现了陈王朝内部的政治结构、行政运作、军事制度、文武关系等诸多特色，也为后世了解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地理交通、阶层变化、族群互动、地域观念、区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尽管《陈书》形式上看似千篇一律，但细读史文，仍能觉察到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史的良苦用心及深切寄意。《陈书·姚察传》述“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陈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大业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陈二代史，自尔以来，稍就补续”，这段文字位于传末，属作者自道，绝非闲笔，它集中表达了姚察对梁、陈二史修撰未克的遗憾，临终前的郑重“诫约”，以及姚思廉“泣涕奉行”的使命承负。如前指出，梁朝代表了南朝文化的顶峰、陈朝则意味着南朝历史的终结，梁、陈二史对于姚氏父子，乃至入仕北方朝廷的南士群体（如文中提到虞世基促成其事，是为代表），无疑有着特别的文化意义，承载着他们对南朝故国往事的追忆与怀思。
从《陈书》的若干选材与立论，可约略窥见此间心曲。比如，号为“一代文宗”的徐陵生平事迹丰富，《徐陵传》以近半篇幅载录了他出使遇梁乱羁留北方期间向北齐宰相杨遵彦致书求还的全文。这篇致书长于论辩、情见乎词，如“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尤令读者动容，史臣不避文繁载录，可见甚重此文。究其缘由，大概是该文反映了梁末乱世士人流离四方的哀苦经历，同时表达了身处北地对故国乡土的怀思，从而引发了史臣的情感共鸣。再如《文学·何之元传》不仅记载何之元由南入北、再由北入南的曲折经历，还引述了他在史著《梁典》“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究其始终，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等言论，也是表达了经历梁乱之后的南朝士人，对于历史从盛转衰的深切思考。
至如《后主纪》的“史臣曰”之论，前人或认为是虚美陈后主，属“议论极荒唐者”（柴德赓《史籍举要》），但如回到其前后文考虑，在该史论之前，是居于高位的监修官魏徵对陈后主的一番严厉批判，体现了唐代官方意识形态对陈朝亡国的基调。姚思廉此论，相当于是持反调，他敢于面对当时可能的政治压力写下史论，尤其最后一句“斯亦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将南朝历史的终结归为天数，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历史宿命感，未尝不是身为南士的他，对故国历史作出的一种思考与情感投射。这种声音通过姚氏尚能掌握的史笔，颇为曲折地表达了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本与南朝渊源甚深的撰史者，在这部讲述南朝历史终章的史著中，如何委婉地表达心声。我们或许需要以“了解之同情”细读文本，才能深切体会《陈书》中所寄寓的南北历史交汇下南士群体之心路委曲，从而深味个中微意。
姚察、姚思廉曾仕于陈，姚察还深得陈后主宠信，所以赵翼说“《陈书》多避讳”，另一方面，姚思廉在《陈书》中不仅为父亲立传，还为其同僚密友虞世基父虞荔及其叔父虞寄作佳传。既有隐恶，又有溢美。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做法？
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其一，是关于《陈书》中的“曲笔”问题；其二，是姚思廉在《陈书》中为父亲姚察立传的问题；这两点都涉及到，史家的立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史书的编撰，以及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首先关于“《陈书》多避讳”，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陈书》虽修撰有年，但仍属于当朝人记当时事，姚察任官陈朝，深受陈后主赏识，因此，在记录陈史时不免有渲染美化和讳言曲笔之处，前者以《高祖纪》中关于陈霸先的各种祥瑞灵异记载为典型，而后者则可以对陈高祖陈霸先侄陈蒨继位一事的记载为例加以说明。若据《高祖纪》《世祖纪》的记载，陈蒨继位乃是奉高祖遗诏而为，但在章皇后、杜棱、蔡景历、侯安都等多位当事人的传记中，则完全不见“遗诏”的痕迹，这次皇位更迭根本就是多方力量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这类同事异笔的情况，在《陈书》中还有一些，从中能够看出史家通过不同篇目叙事互补，以存录史事委曲的史法和用心。应该注意的是，对于后主的失道暴虐之行，姚思廉也没有一味隐讳。如在卷三○《傅縡传》及所附《章华传》中，收入了二人批评后主之政的两通谏书：“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仇，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对后主的指责十分尖锐，而傅縡、章华也因此被后主所杀。姚思廉对其事加以实录，并在“史臣曰”中对傅縡“不能循道进退，遂寘极网”表示悲叹，对后主后期之政的臧否之意虽然隐晦，也依稀可见。可以说，这样的书写，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史家秉笔直书传统的。
关于姚思廉在《陈书》中为父姚察立传一事，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姚察已“稽首新朝”，仍列传于《陈书》并不合适（参《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对此余嘉锡先生指出，南北朝诸代多年祚短促，很多官员都是身历数朝，因此，当时一般通行的做法是，“以位望稍高、事功较著”的朝代相称，比如《颜氏家训》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梁书》称“陈吏部尚书姚察”（参《四库提要辨证》卷三）。的确，《陈书》为姚察立传，当也与姚察出仕陈朝期间“位望稍高、事功较著”不无关系。另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陈书多避讳”条提到，姚察父子“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因而“为之立佳传也”，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应该注意到，包括《陈书》在内的五代史修撰是唐朝初年的官方行为，修撰者多为朝廷贵臣，史传传主为撰者父祖或同僚友朋之父祖的情况，在所难免。比如令狐德棻负责编撰《周书》，卷三六就有为其父祖令狐整所撰的长篇传记，另外同书卷三九《杜杲传》为唐初宰相杜如晦曾伯祖，卷四八《萧詧传》为初唐宰相萧瑀的祖父等，这些都是初唐修撰五代史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情况，因此，我们在阅读这几部史书和某些具体篇目时，要对其撰写背景和人际关系有所了解，只有这样，对于史家记了什么、没记什么以及怎么记的等问题，我们才能有更为周全的把握。
还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佳传”并非仅有浮夸溢美之辞，有时也提供了一些不见于他处的重要历史信息。比如《姚察传》中提到陈后主非常看重姚察的文章，认为姚察“手笔典裁，求之于古，犹难辈匹，在于今世，足为师范”，凡姚察所作，后主皆索取阅读，并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无已，故是一宗匠。”这一记录就无意中透露了后主对于文章，亦能转益多师，并非仅欣赏浮艳之文藻。
宋人曾巩曾在《陈书目录序》一文中提及，“观（姚）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这里的“难”固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其中之一肯定和姚氏父子历数朝、跨南北的经历有关，叙事书写不免受到诸多牵掣。不过透过若干史论，我们仍能看出，身为见证人和亲历者，姚氏父子对陈朝历史的症结与矛盾有很深的认识和同情。比如魏徵出于唐初以史为鉴的宗旨，将陈朝灭亡之因归结于陈后主个人的昏庸荒淫，姚思廉则较能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陈朝的灭亡，其后主纪“史臣曰”中写道“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在陈后主任用施文庆、沈客卿等“小吏”进而导致“朝经堕废”的背后，姚思廉看到了南朝由来已久士人“不屑竭智尽心”、君主不得不“以寒人掌机要”的体制流弊。诸如此类，也是我们在理解史家身份与立场的基础上，阅读史书时应该尤其留心的部分。
《陈书》没有表和志，也因此被人批评过于简略，与此同时，《陈书》又有很多篇幅为学者、文人立传，这是什么原因？
《陈书》三十六卷，为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小的一部，这当然和陈朝本身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和当时修史的具体背景有关。
一个王朝的史籍，其叙事内容与篇幅大小，与这个王朝存在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前文已经提及，陈朝立国时间短促，短短三十三年时间，内忧外患，无日不有。经梁末的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破两次严重打击，南方社会衣冠零落，人物凋残。陈之立国，较之前朝，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明显不足，文化典章的衰微一时难以复振，而对外交往方面，因退缩至南方一隅，虽然《后主纪》有“梯山航海，朝贡者往往岁至”之言，但国势所限，格局眼光也难免较前狭小。因为这样的立国条件，陈对前代的制度也多为因循，因多革少，鲜有自觉之新建。宋人曾巩因此认为，陈之所以为陈，就是一切苟且偷安，无“先王经纪礼义风化之美”和“制治之法”可以彰之于后世。可供史家书写的材料较少，以致传世史籍内容简略，似乎也是理之自然。而且陈书的修撰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姚察从陈朝初年开始就协助杜之伟、徐陵等修梁陈史，陈亡入隋，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他死后姚思廉继承父志，获准继续撰写。隋是一个短命王朝，终隋之世，未能撰成。一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年，姚思廉第三次奉诏撰修梁陈二史。十年正月撰成，这时姚思廉已经八十岁，次年即去世。陈书最后修成，距陈亡已近半个世纪之久，几十年的时间，经过两次政权变易，若干次大的战乱，陈史资料的损失恐亦不在少数，这一切都有可能影响到陈书的详赡。由于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看到陈书所传，类传只有《儒林》《文学》和《孝义》，没有其他南朝各史多有的《良政》（循吏）、《高逸》（处士）和《诸夷》等传，南北世族高门入传亦寥寥无几，较多的是寒族武将和出身寒门的文臣。由此而言，称其简略亦无不可。
至于《陈书》无表志的说法，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误解。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断代史，唯一没有表志的只有一部，即陈寿的《三国志》，而南北朝时期的七部正史，宋、南齐、魏三书固然纪、传、志体例完备，而梁、陈、周、齐四部史书看似只有纪传，实际上却并非无志，只是存于唐人所修《隋书》的五代史志之中而已。如曾巩所言，陈代“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亦各施于一时”。其典章制度之史，与梁、北齐、北周及隋代的相应部分一起，载入《隋书》的礼仪、音乐、历律、天文、地理、刑法等十志。因为五代史志是合志，陈朝制度入志部分虽然首尾不一定完整，但总体数量却颇为可观，某些内容，甚至在史志中是独一无二的，如古代刑法中有关“测囚”的内容和“上测”的方式，唯有《隋书·刑法志》的陈朝部分保留具体记载，其重要自不待言。
总体上说，《陈书》为本朝学者文士立传的情况，与南朝各断代史相比，似无特别偏重之处。但在全书篇幅较小的前提下，《陈书》仍以相当比例为学者、史家和文学之士立专传，反映出陈朝的学术文化如儒学、史学、文学，在当时社会中仍具重要地位，如《后主纪》“史臣曰”所言“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可以看到，《陈书》中《儒林》和《文学》二传是儒学学者和诗人文士（包括史家）的专传，此外，卷二四、卷二六、卷二七、卷三○等所传人物如周弘正、袁宪、徐陵、江总、姚察、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作为“名位文学晃著者”，既是朝中官僚大臣，又兼有学者、文章之士或史家的身份，他们的传记中，也保留了一些思想学术方面的史料。具体而言，儒学如儒林传序中所云，学者多为“梁之遗儒”，所据之经义，亦为梁之余绪，但对于陈朝建国后的礼制朝仪问题如郊庙祭祀、婚丧服制、朝会礼典等，亦都有较为切实的讨论和解决方式。史学如《文学传·何之元传》记载了何之元撰《梁典》事，这部史籍久已失传，但《何之元传》中保留了《梁典》的序文，使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其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结构。何之元将梁代首尾“七十五年行事，草创为三十卷，号曰《梁典》”，认为有梁一代“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因此对其本末终始加以诠叙并加裁断，在史学史上有一定价值。至于文学，由于“雅尚文词”的后主特别奖励提倡，陈朝后期文风大盛，但无补于日渐颓下的朝政国势，难免受到后世之批评，众多作品也被认为是卑弱浮艳的亡国之音。但值得注意的是，姚思廉在《陈书》中，对当时作为文章领袖的徐陵、江总都有很高的评论，在其传论中皆不依常例，称字不称名，谓“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灵，聪明特达，笼罩今古”；“江总持清标简贵，加润以辞采，及师长六官，雅允朝望”。对亡国之君陈后主，在记录其荒于政事的同时，对其好文亦怀某种同情之理解，认为“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只参议朝章大典。“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所以后主亦因循不改，委政小吏，所以导致“朝经堕废，祸生邻国”，究因国运不昌，却未必是“雅尚文词”之故。所论与当时北方史臣之主流意见，多有异同。
除了内容，您能谈谈《陈书》文字或者说文风方面的特点吗？
陈书文风简略流畅，这和姚氏父子的撰史风格有关。梁、陈至唐初，是骈文盛行的时期，史学著述同样受骈文风气影响。从南北朝时期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到唐初所修《晋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无不如此。即便《陈书·后主纪》末魏徵史论中的文字，亦多为四六偶对之句，诸如“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之类。难得姚氏父子能脱此窠臼，为文不尚骈偶，而是追模《汉书》笔意。清人赵翼认为，“《宋》、《齐书》传论多四六体，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至姚察则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虽魏郑公所撰《梁纪总论》亦不及矣”（《陔余丛考》卷七《梁陈二书》）。“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此点与前文所提及的姚氏父子研治《汉书》的家学传统有关。姚察在陈时就因治《汉书》而南北闻名，《陈书》其本传曾记载，在姚察出聘北周期间，北朝精研《汉书》有“汉圣”之称的学者刘臻，曾专门拜访姚察，向其询问“《汉书》疑事十余条”，姚察都引经据典一一解答。姚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新唐书》卷一〇二《姚思廉传》）。姚氏父子撰史，语言风格简练晓畅，少芜词累句，应该是受到《汉书》影响的。可以看到，《陈书》的叙事十分紧凑，若干战争场面的叙述尤为精彩，如高祖纪冶城之战、莫府山之战、侯瑱传兽槛洲之战，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因此赵翼说“《南史》于他书多所增删，独至《陈书》则甚少”（《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南史〉于〈陈书〉无甚增删》），与姚察父子史笔精审不无关系。
中国传统史籍，向来崇尚简古，认为良史的标准是叙事清简，文笔精练，善于剪裁，简而能详。如果冗杂琐碎，嗜奇尚异，文字芜累，每被讥为“稗官之体”。从这一意义上，《陈书》亦可称“良史”。由于《陈书》在叙事时节奏紧劲，若干层意思一气呵成，几无赘语，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甚至省去主语。《陈书》的这种表述特点，当时人读起来并无困难，但在离当时语境较为久远之后，如果不联系上下文中深义，悉心体会撰者之内在逻辑，解读时容易产生比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歧义。后人在点读《陈书》时也常发现，有时书中一段文字虽然很长，但叙事有内在的逻辑，文气连绵，难以找到句断之点。在此方面，原点校者张维华先生做出很大努力，他在点校中，不仅在校勘、订误等方面有不少创见，在分段和标点方面尤能悉心体察史家叙事的内在逻辑，顾全史文节奏与史事完整性，处理颇为得当。而因为《陈书》的这一特点，我们在修订时，也非常注意理解史家特有的书写惯例及行文微妙之处，注意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例如卷一○《程灵洗传》记梁末程灵洗为王僧辩部下，“高祖诛僧辩，灵洗率所领来援，其徒力战于石头西门。军不利，遣使招谕，久之乃降。高祖深义之”。此处“军不利”无主语，后人对此多有误读，原点校本在此句前采用逗号，使此句与上句“力战于石头西门”相连，这样军不利者就应是来援之程灵洗。但《南史》卷六七《程灵洗传》“军不利”上有“武帝”二字，表明程灵洗之援军作战剽悍，此处作战失利者为陈霸先。而因为作战不利，所以陈霸先对程灵洗改用“遣使招谕”的方式，具有军事优势的程灵洗自然会反复权衡，之后顺应大义，选择投向陈霸先，而程灵洗之归顺对陈霸先控制石头城最终取得胜局意义极大，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陈霸先会“深义之”，实际上是对程灵洗在此关键时刻的选择深怀感激。姚思廉因为叙事逻辑简捷紧凑，故省主语，但意旨仍然清楚，而李延寿撰《南史》时，已担心读者有可能不明“军不利”之主体，故加上“武帝”二字。我们修订时推敲上下文义，参考南史之叙述，遂将“军不利”前之逗号改为句号。
您曾赴日本、中国台湾查看《陈书》的海外版本，这次修订，在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处理，能否具体举例说一说？
首先略加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北七史，最早的刊本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浙刻本，又经过南宋中期补刊，这是通常所说的“宋版”，宋版又经过元代到明初的几次补版，称为宋元递修本或宋元明初递修本；而最后经过明弘治至嘉靖年间的大规模补刊，尤其经过嘉靖年间补版的，称为“三朝本”。
具体而言，存世的宋版《陈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递修到元代的版本，所保留的宋版叶比较多，尤其是还可见到一部分原刻版叶；第二类为递修到明初的版本，其特点是原刻版叶已完全无存，但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南宋中期补版叶和元补版叶，同时也加入了许多在行款、字形等方面与宋元版有较大差异的明补版叶；第三类即是所谓“三朝本”，有大量的嘉靖年间补刊叶，也沿用了许多明初补版叶，所存留的宋代补版叶已经非常之少，北宋曾巩等校订陈书所保留在卷末的旧疏，也全部无存。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馀录》卷中说：“予案子固所谓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见，盖后来重刊失之矣。”四库馆臣孙人龙在《陈书》殿本后跋语也说“今古本既不可见，国子监所存旧本舛讹殊甚，而巩等篇末所疏疑义，亦无一存者”。据此可见，清代学者能见到的《陈书》宋本，基本上只是三朝本。
《陈书》的版本条件，在南北七史中是最好的，除了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外，尚有好几种宋刊本存世。与《陈书》相比，七史中的很多部，都没有较完好的宋本存留，少数版本资源较好的，又缺乏对不同版本作细致比对的条件。以南朝四史中的宋齐梁书为例，《宋书》据尾崎康研究，除“三朝本”外，尚有五种宋刻递修至元末乃至明初的残本，从六十八卷到零叶不等，分别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张元济用两种宋刻宋元末递修本加三朝本拼配为百衲本，而中华再造善本《宋书》则是影印了国图所藏三朝本，点校本《宋书》修订本的底本和主要通校本即为这两种版本。《南齐书》的版本情况比较简单，今天所能见到的宋本，均为刻于南宋又经宋、元、明递修的版本，区别仅在于其中一种递修只至明初，另一种则补版至嘉靖时期，前一种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傅增湘旧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代表，后一种以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初刊宋元明嘉靖递修本为代表，《南齐书》修订本以前者为底本，后者为参校本；《梁书》所存宋本未经嘉靖补版者，仅有原京师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残本四十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元济以此残本加三朝本等拼配为百衲本。除此之外，就只有若干种原版叶已完全无存之三朝本，分别藏于国图、上图等处，中华再造善本《梁书》即影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三朝本。此次《梁书》修订本，也是以百衲本为底本，以数种三朝本以及四十卷残宋本为通校本。
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陈书》早期版本，三朝本之外，尚有六种宋版，两种为全本，四种为残本。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有两种，其中残宋本仅存十六叶，另一种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即再造善本之底本）为完整版本，但此本因补版至明初，其明补叶和宋元版叶相比，殊有不同，且不乏讹误，版本价值不如宋元版。另外四种宋刻宋元递修本，三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种藏于日本静嘉堂，均为当年张元济拼配百衲本的底本，其中包括在现存宋本中补版时间最早的“二十五卷本”（宋甲本）和另一种全本“静嘉堂本”，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先后专程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东京静嘉堂，仔细查阅了陈书的这几种重要版本，与底本详加比对，并将其全部纳入修订的通校本之列。
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涵芬楼影印了由日本静嘉堂本和当时北图所藏三种宋本残本拼配的宋本《陈书》，即后来的《陈书》百衲本，这个版本集当时的几种宋刻宋元递修本于一本，无疑是《陈书》的最佳版本，也因此被原点校本用为底本。张元济当年在拼配这个版本时，对静嘉堂本和三种残宋本都缺失的版叶，用了三朝本来配补，这种不得已的选择当然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在此次修订比对版叶时却发现，在静嘉堂本和其他宋本版叶俱在的情况下，涵芬楼影印的这部《陈书》有少数版叶却仍旧采用明显劣于宋版的三朝本，这种情况颇令后人难以理解。只能说，百衲本虽然保留了最多的宋本版叶，但在吸收宋本方面，还未达到真正完善和彻底，加上百衲本对原版文字每有修描改润，一定程度上有失版本原貌，这也是我们要利用目前所能见到的所有宋本对底本进行通校的一个原因。
此次修订，我们在版本调查和掌握方面下了较大功夫，进而充分利用《陈书》的版本条件，通过对各通校本中原刻版叶和宋元明初不同时代补版叶的鉴别比对，较为清晰地了解了宋版陈书的刊刻补版的基本状况和流传过程，切实体会到早期刻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书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修订工作由此得益很多。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限于当时条件，选择了明清时期版本如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作为通校和参校。但明以后版本对早期版本的脱文漫漶，往往根据《南史》等他书等进行改补增删，甚至有因为不通文义而臆改宋本者。依据这样的版本异文去对底本进行校勘订改，很大程度上可能更加远离陈书的本来面目，也难免造成文理不通，用典错误等新的问题，反而影响读者对文献的正确阅读理解。鉴于此，我们在修订中，利用早期版本，对这类问题尽量加以修改订正。比如卷一《高祖纪》上，梁敬帝太平二年九月辛丑诏书中，称颂陈霸先之功绩，及于陈氏之先祖，云“重华大圣，妫满惟贤，盛德之祀无忘，公侯之门必复”。诏中“妫满”指陈之始祖胡公满，为舜后，故为妫氏。《史记》卷三六《陈杞世家》载“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此句中“妫满”与舜之名“重华”相骈对，义无不通。但明人从三朝本开始，各本均改为“妫汭”，“妫汭”是舜为庶人时所居之处，此句若作“妫汭”，与上下文义皆有扞格。而原点校本据这些后出版本，将“满”字迳改为“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诏文的原意。修订本将此字改回底本，并出校说明版本异文。又如卷二《高祖纪》下载陈霸先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皇帝位，己卯下玺书敕州县，敕中云“今月乙亥，升礼太坛，言念迁垧，但有惭德”。“迁垧”用商汤代夏之典，《文选》卷四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有“迁鼎息大垧之惭”句，李善注云“《帝王世纪》曰：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至于亳，至大垧而有惭德”。下文陈霸先谦称“有惭德”，正是用商汤迁鼎至垧而惭之典，语义妥帖，切合其身份。“垧”字本无疑义，所有宋本如静嘉堂本、国图本甚至三朝本均作“垧”，但明人可能不明“迁垧”之义，所以从南监本到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甚至包括明本《册府》，都把“迁垧”臆改为“迁桐”。“迁桐”是用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故事，但伊尹非君王，陈霸先取代梁敬帝的性质也完全不同于伊尹放太甲，此处用“迁桐”故事所拟不伦，文义欠通，下一句“惭德”更无所着落。但张元济《校勘记》亦以为底本“迁垧”有误，原点校本依其说法，遂据明以后版本改字，其处理实为不妥。修订本亦予以回改并出校。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我们在修订中，依托《陈书》较为良好的版本条件，高度重视早期版本的校勘价值，在深入理解史文史事基础上，对原点校本中这类依据明清版本改补删之处，逐一核校清理，凡有问题者，参考《陈书》早期刊本及他书的旁证，判别正误，纠正原校的某些错讹遗漏之处，以期最大限度复原《陈书》本来之面貌。可顺便提及的是，这次出版修订本《陈书》，书中所附的六帧书影，有四张都是不同版本中的宋版叶图片，其中一张图是国图所藏残宋本中的原刻版叶，一张图是国图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中的南宋中期补版叶，一张图为北京布衣古书局收藏的南宋中期补版叶零叶，还有一张图是涵芬楼影印宋本《陈书》中的一叶，版心刻工名已脱，但从版心格式和字体等判断应为原刻版叶。这些精选的书影图片，能够较直观地呈现《陈书》早期版本的状况，也彰显了这些版本对修订工作的价值。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的话，我们从事南朝齐梁陈三书点校本修订工作，前后已历十余年。修订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修订组成员大多来自史学专业，对文献版本校勘之学并不当行，但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逐渐入门。而在此过程中，也将自身的史学专业素养融入到文献整理工作之内，力求能在精读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从事历史典籍的订讹补正，进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所推进。《陈书》修订本是我们的收官之作，也是我们希望将严谨精深的专业研究和审慎细致的文献校勘有机结合，做成古籍整理精品的期望之作。因此这部史籍虽然篇幅不大，但修订工作颇为精心，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并不为小。在此结题之际，忽忆清诗有云“回首来时路，苍茫极水波”，一切努力已成过去，而我们的工作成效如何，则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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