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年三国鼎立到公元年隋朝统一全国，这段时间被称为魏晋南北朝。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较长的分裂时期。先是魏、蜀、吴二国分立，后司马氏建西晋短暂统一全国，但西晋仅稳定统治了二十余年便在各种矛盾的影响下土崩瓦解。
西晋灭亡后，晋室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后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北方则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争霸的战场，百余年间，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北魏又被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所取代。公元年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江南形成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时期。
在如此的乱世中，战乱、分裂、凋敝、凄凉是当时社会的写照。但在这乱世的图景背后，却有着繁荣的景象：不同的思想在交融、新的学术思潮在涌现。在这场属于学术文化的宴会中，一直处于经学附庸地位的史学也展现了它多姿多彩的风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
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的短暂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各个政权大都国祚短、不稳定并且危机四伏。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局面下，统治者迫切需要总结前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统治提供借鉴，以期自己的统治可以长久、稳定，所以每个王朝，大多是政权初建，即设置史官，组织人员编修前朝史，统治者的重视使史学的繁荣应运而生。同时，官方修史机构也由此开始走向日益完备。现实的社会状况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也在于它必然是要服务于现实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战乱外，门阀制度的盛行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萌生于东汉，他们以经济上独霸和政治上垄断、世袭官职的手段等取得支配国家的权利。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他们不仅左右着经济和政治领域，而且还引领着这一时期的文化方向，同样在史学上他们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需要经常总结历史经验，通过记载前朝历史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再加之，修史可以标榜其清高的门第从而达到独尊的目的。因此门阀士族非常重视史学，“各高门世族，为了追溯其祖宗的功德，明其渊源所自，定其贵贱等差，以相标榜，以为依据，修史以溯源，就成了他们维护门阀制度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得私家修史之风格外盛行。”这也促使了史学的繁荣。
战争使民族的迁徙、斗争和融合成为该时期的时代特点，这也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战争使统治者把重心放在了军事战争上，对文化思想统治有所放松；民族的迁徙、融合，使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汇、冲撞。这些都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心空虚、思想消极，加上西汉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学走向迂腐繁琐，促使学术界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玄学。
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是用道家理论解释儒家经典《易》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所以“无”成为玄学的核心。这种哲学学说为学术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的风气，从理论形态的角度考察，魏晋玄学抛弃了两汉经学中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取而代之的是依靠人的理性精神去观察宇宙、人生，唤醒了人们对个性的追求，由重天转向重人。
这种变革促使魏晋士人的思想产生了转变，主体性的觉醒和张扬，使大胆直率、无拘无束成为新的风尚，这对儒家经学来说是一大思想解放。玄学为“魏晋人士突破经学的藩篱而思考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史家也得以挣脱传统儒家道德礼制的禁锢，不拘一格地、尽心地去治史。
因此，玄学对这一时期史学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地作用，也对史著内容及著述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玄学的盛行相同，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也丰富了史学的发展。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碰撞又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对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对史籍内容及史学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上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学术背景的分析来看，社会的分裂、战乱并没有阻挡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反而促使了史学的兴盛。
史学的基本特征
一个时代的史学特征要受到时代背景因素的影响，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综合考察，然后再与两汉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相比较，可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基本特征总结为：
史学社会地位的提高。从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一统天下，并逐渐形成了“通经”以“入仕”的取士制度。为了通经至仕，士大夫皆恪守家法，世代传习，以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经学演变成了刻板的章句之学，且日益烦琐，不切实际。
为了新时期的统治需要，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加上此时玄学的兴起，经学的独霸地位受到冲击并日渐衰落，统治者转而重视文学和史学，在取官上开始强调博学，即选取的士子要通五经、诸子和史籍。
官府如此举措，社会上的学术风气也随之一变。公元年，初登王位的后赵石勒即任命“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历史上首次出现“史学”一词。史学地位的提高反映在目录学上，则是从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甲、乙、丙、丁四部中把史部列入丙部，发展到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中把史部列为仅次于经学的第二位。这标志着史学在学科门类中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直接作用就是促成了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
修史制度的改进与私修史书的繁荣。史学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使该时期的史官制度也逐步完善。魏明帝太和年间，置史官称著作郎，职掌史任，隶属中书省，这是中国首次设有负责修史的机构。
晋惠帝元康二年，设著作郎二人，称大著作，下有佐著作郎八人，隶属秘书省。南朝宋、齐以后，史官的工作逐渐细化：“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书监职思其忧”。同时，北魏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先是“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后专置著作局，设正郎二人，佐郎四人，隶属秘书省。北魏的修史机构的体制及名称，多源于魏晋而又有所变化。
即使是在动乱非常的南北朝时期，偏居一隅的各个割据政权也纷纷设置了史官。“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随着官修史书制度的日益完备和史官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如陈寿、王隐、孙盛、魏收等人，或为著作郎，或为秘书监兼领著作郎，皆以史官之职奉命修史。因此，该时期的许多史书，如王隐《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等等，都是官修史书。
自先秦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开私家修史的先河后，私人著史便连绵不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蔚然成风。如谢承、谢沈、薛莹、司马彪、华峤、张莹、袁山松等人分别撰述的《后汉书》即为私家之作，并且“皆为三国两晋时之名著，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
这一时期，官修、私撰史书并存，并且相得益彰，自然促使了该时期史学的繁荣。史著数量的增加与类型多样化。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官、私修史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数量迅速增加。
从下面的比较中就可看出这一现象:《汉书艺文志》无史类，先秦至西汉的史著附于春秋类下，只有二十三部；《隋书经籍志》独立史部一类，著录史书“存亡合计八百七十六种，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约占四部书总数的i^一分之二，卷书三分之一强。”这些史书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编撰的。
在史著数量增加的同时，史书体裁也日趋多样化。第一，由于各族政权的建立和频繁更迭，统治者非常重视从过往王朝的治乱兴衰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由此推动了史家撰述前朝历史的高潮。纪传体、编年体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
第二，该时期民族的迁徙、斗争和融合，增强了人们对民族史的撰述意识，使民族史的位置得到提高。据《隋书经籍志》载，这一时期撰述的民族史著作共有二十七部，其中以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它详细记载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
第三，门阀士族制度的盛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促使了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谱牒之学的发达。此外，发端于东汉时期的起居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盛行起来，在《隋书经籍志》中属于此期的起居注达十多部；南朝梁时还出现了实录体史书，它与起居注都为正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同时出现了很多方志史、史注、史钞等撰述形式的史学著作。
这一时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相适应，还出现了史学评论的著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可谓辉煌灿烂，但因为各割据政权的存在使文化出现了多元化和区域化，这其中也包括作为中世纪“显学”的史学。那么史学在各个地区的发展又如何呢？下面将论述一下史学在山东地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史学概况
一直处于先秦、秦汉时期文化领先地位的山东，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先秦就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等开创性的史学著作。随着魏晋南北朝动乱、分裂时期的到来，山东地区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北魏、东魏、北齐所统治。政权嬗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山东地区的文化地位相对削弱。但受整个社会学术风气的影响，山东的史学也在繁荣地发展着。
与魏晋南北朝整体史学的发展一样，山东史学的发展也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门阀士族这一时期也在山东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有很多是从山东地区迁出的，可以想见，门阀士族制度对山东史学的影响之大。而玄学创始人物之一的王弼更是山东人，王弼，字辅嗣，曹魏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是曹魏时期山东著名诗人王粲的侄孙。
王弼天资颖慧，他糅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学说，大胆地重新阐释经典，通过用义理注解儒家经典《周易》与道家经典《老子》而对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才与性、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等抽象的哲理问题进行了探究，开创了魏晋玄学的理论体系。魏晋清谈名士即围绕着这些抽象理论问题反复辩论，形成一代玄风。由山东本土人士王弼所开创的玄学体系及易学思想对山东史学的影响肯定是深远的。
那么，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影响的山东史学，其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有哪些呢？据统计，该时期的史著家有百余人，而“山东史家就占了近40%”该时期编撰的各种断代史，“成书一百多种，将近五千卷”，其中山东史家的史学著述就占了“种数的55%弱，卷数的60%强。”从这些统计数字中不难看出山东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卓著成就。
结语
山东史学在这一时期史学人才辈出，史书著作丰硕、体裁繁多，显示了山东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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