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地位转换,是从学校体制角度所表现的两所学校地位的差异变化。国子学创办之初,它只是与太学平行的一所学校。从当时的学校体制来看,国子学还隶属于太学,它与太学并无主次高下之分，当时,两所学校校址同处。
《晋书》中记元康年间皇太子释奠先师于太学,“二学儒官,缙绅先生之徒,垂缨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学徒国子,咸来观礼”。由于两校同处,所以两校师生得以同时参加太子的释奠典礼。潘岳作《闲居赋》对此也有明确的描述:“两学齐列,双宇如右延国胄,左纳良逸。”
因而当时的人们在称谓上常常是国学与太学互称，东晋时期,在孝武帝以前,大致是有太学而无国子学。《晋书》卷六《元帝纪》载:建武元年十一月,置史官,立太学。《晋书》卷七《成帝纪》载:咸康三年,正月辛卯,立太学。《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载:太元十年二月,立国学。
这里讲的立国学,才开始强调二学并置，《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中记载,东晋孝武时期,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曰:“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于此可见当时所谓国子学,实际上还是归并在太学之内。
但是,由于门阀政治的影响,太学与国子学的地位在封建士大夫的心目中还是不一样的。国子学创立以后,人们提议兴学多是关心贵游子弟的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