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史补》是在唐代蔚为壮观的修史风气下孕育而成的。唐代修史风气之兴盛是中国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由于大唐王朝对历史的极度重视，所以就导致了唐代史官地位之高，因此当时的文士都普遍存有慕史的心理。
于是那些慕史但又无缘修史的文士便纷纷开始创作以“补史之阙”为目的的笔记小说，以备有朝一日能够被史书采用。翰林学士李肇也怀着以补国史之阙的目的，创作了《唐国史补》。
从《唐国史补》这个题名便可知其有非常明显的补史之意。《唐国史补》书前的序言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个目的。因为是本着“补史之阙”的创作目的，所以李肇基本上是秉承史家实录的原则来进行创作的，所以书中记载的诸多内容也都真实可信。因此在清代之前，《唐国史补》被当作杂史传记看待。
然而到了清代，纪昀在编四库全书时把《唐国史补》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因为《唐国史补》中杂有“里巷闲谈词章细故”的内容。这就使得《唐国史补》的体裁类型经历了一个由“史”到“子”的转变过程。
《唐国史补》重视修史的创作背景
从人类文明幵始之初，历史便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中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视历史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君王就设有史官一职，左史记录君王之言，右史记录君王之事。又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中国古人认为历史有鉴古识今之用，可救世之弊，亦可正心明道。
一个王朝的巩固必然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而史学则被儒家认为是可以正人心、垂诫鉴的一剂最好不过的良方。李渊父子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道理，所以当政权一建立，便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的修史传统，开始大兴修史。开始大兴修史。于是便形成了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修史盛况，没有哪个朝代可以与之相比。
唐代的修史开始于唐初名臣独孤德棻的一次进谏。独孤德棻指出在唐之前都没有由官家兴修的历史，并且经历了周隋的战乱，大多史书都已遗阙，若干年之后，恐怕这些事迹都会消失湮灭。文史之不存，后人便难以贻鉴今古。
唐高宗准许了独孤德棻的进谏并下诏命令萧瑀、王敬业、殷闻礼负责修魏史，崔善为、孔绍安、马萧德言负责修梁史，裴矩、郎中祖孝孙、魏徵负责齐史，陈叔达、丞令狐德棻、庾俭负责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负责修隋史，窦琎、欧阳询、姚思廉负责修陈史。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文臣，博文强识、学富五车。于此开启了唐修历史的序幕。然而高宗朝经历数年，应修史书却没有一部能够完成。
到了贞观时期，太宗继续其父的修史大业，跟高宗比起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比其父更加重视历史。贞观三年，对唐代史学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从这年开始，到高总显庆四年，30年时间，共修了《梁书》、《周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包括《五代史志》）等8部正史，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同样在贞观三年，太宗在中书省设置具有史官性质的秘书内省的机构，命房玄龄、魏徵、令狐德棻等负责修史。第二年设立以修史为基本任务的修史机构——史馆。
这个常设机构于禁中设立之后，使历史的修撰逐渐趋于制度化和公家化。这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唐代存在如此洋洋兴盛的修史风气，说明对历史非常之重视。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充分肯定了史学的重要性。
刘知几知道历史上史官终究会杏成空寂，但是史官所撰之史书会流传千古，使后之学者可以借此穷览千载、鉴古识今。可见唐人对历史作用之重视。
唐代八史，其数量占了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兴兴洋洋的修史风气直接孕育了《唐国史补》的创作。
《唐国史补》补史之阙的创作目的
本文在上一节论述了唐代蔚为壮观的修史风气，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帝王对史学之重视。因为重视史学，从而导致了对唐代史官的重视。唐代史官地位之高，前代无之。唐高宗在修国史之初对于修史人员的选拔就己经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而且要求史官在修史的过程中必须要搜罗详尽，深入民间广泛收集旧闻，还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用直笔书写。
对史官的要求如此之严格，导致了“近代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的现象。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史官作为国家的掌书之官，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因为不管是官职之名还是职事之名，大多都是由史官来命名的。
因为史官处于国家诸职中要职的地位，所以历代对史官的要求都非常高。在唐代，对史官的要求更是严苛。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正是由于对史官要求如此之严格，所以导致了唐代得史职之艰难，从而也使得史官的地位非常高。因此，唐代文士普遍都存有慕史的心理，就连位高权重的大臣也不例外。
《隋唐嘉话》卷中《平生三恨》记载了唐代宰相薛元超竟因不能参修国史而深感遗憾之事。他把自己第一不是因为进士擢第，第二没有娶唐代五姓人家的女儿，第三没有参修国史这三件事视为平生的三恨。可见在当时如果能够参修国史是何等的荣耀，就连宰相也心生羡慕。关于兴修国史，无缘参加的文士对此深表遗憾，而能够有幸参加的人对此又是颇为得意。
刘知几对自己多次获著作郎、左史之职，参修国史和起居注编撰的经历很是自豪。《旧唐书》第一百零二卷《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的数量要多于史才的数量。可想而知想要成为史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要有才，还需有学有识。只有才、学、识兼备，才能参修国史。
然而一个人身上同时兼备才、学、识这三者是非常难得的。从刘知几的回答来看，他对自己是赞誉有加的，认为自己正是具备了才、学、识这三者，才有机会多次参修国史。他在《史通》序言中说汉代的马融三次入东宫修史，被时人所称赞。张华两次担任史官，在晋朝称美。对于他自己，则是兼有二人之美。这生动地反映了他对于自己多次担任史官的经历得意之情。
从上面可以看出唐代对史官要求之严高，所以能够有幸参修国史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于是那些慕史而又无缘修史的文士便开始纷纷创作以“补史之阙”为目的的笔记，以备有朝一日能够被史书采用，弥补其不能修史的遗憾。
《唐国史补》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创作的。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或记或补，以备遗亡正是李肇创作《唐国史补》的目的。不过在唐代除了《唐国史补》之外，还有一些笔记小说的创作目的也是为了补国史之阙，如卢肇的《逸史》、郑綮的《开天传信记》、高彦休的《唐阙史》、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等。
他们著书的目的都是希望自己的著作有朝一日能够被史官采用，载入史册，一垂千古，弥补自己无缘参与修史的遗憾。比如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序云：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编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闭云。李德裕说其书创作的目的是怕旧闻故事遗失，他才撰写此书，为的是有朝一曰史官能够从中取资。
笔记小说“史补”的观念并不开始于唐代，而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己形成。对此，《隋书经籍志杂史类》阐述得十分到位：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
从上得出，前代既存的史补观念和作者李肇的慕史心理共同促成了《唐国史补》“补史之阙”的创作目的。
《唐国史补》由“杂史”到“小说”的体裁转变
中国古人对《唐国史补》体裁的归类，历来不一，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位。从中国古代大型书目对《唐国史补》的著录情况中看出《唐国史补》经历了一个由“杂史”到“小说”的变化过程。
《唐国史补》由刚开始的乙部杂史类入乙部传记类，再入子部小说家类。在归类的过程中，它的体裁归类发生了由“乙部”到“子部”的转变。
《唐国史补》会经历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其实和中国古代杂史、传记、小说这三个概念难以辨别清楚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唐国史补》不管是被归入杂史类还是杂传类，都还是在乙部当中，还属于历史的范围，但是到了清代，《唐国史补》就被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
结语
现代学者沿袭纪昀的分法，也把《唐国史补》当作小说来看，但是这个小说的概念和纪昀小说的概念是有差别的。纪昀所谓的小说是指采街谈巷语而成的小道之说。而现代学界把《唐国史补》定位为小说，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现代学术界把小说定义为是一种通过完整的情节描写，表现人物行动和心理，塑造人物形象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