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彪
刻于北齐天统四年（）的《宋休墓志》于近年出土，此墓志盖、志俱全，志盖完好，纵54厘米，横52厘米，志石纵50厘米，横48厘米，惜志石从志文第5行顶端至第11行末端斜断为两段，致两字残泐不堪，难以辨别。
志盖呈覆斗形，盖文分两行于盖顶，双钩线刻“齐故处士宋君墓志铭记”共计10字，其刻制方法，与藏于青州博物馆的《崔氏宗门宝塔之颂》的题额部分相似，均为减地平雕之法，此法在汉画像刻石中较为常见。墓志正文部分刻有界格，志文分19行，满行20字，其中第18行因书写时掉字后添补，满行为21字。由于志石石面空间有限，抑或计算志文字数时有误，志文内容未能全部书刻于志石正面，而是有一部分内容刻在了志石的一侧，此一部分亦有界格，共14行，满行4字，第11行处有纵裂纹，损3字。
关于宋休，《北齐书》《北史》等史书均未列其传记，其他史料亦无任何记载，这似乎与他隐而不仕、藏而不显的“处士”身份相契合，值得玩味的是，在志文中，“幽幽马冢，不乏开时；淼淼鹏池，宁无竭日；敢为铭赞，特示来昆”一句，却表达了志文作者对宋休享名于后的期望与淡看墓葬被后人所发的豁达，尤其这种豁达，实与《禳盗刻石》所发恶毒之诅咒大不相同矣。
就此墓志的书法而言，其楷书结体不同于北朝所谓“斜画紧结”的流行楷书书体，而是出现在北朝后期，尤其是盛行于北齐时期的一种结体较为平正、宽博的楷书书体，此种风格的出现，与整个北朝后期的“复古”倾向不无关联。
北齐时期的石刻书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篆书、隶书、楷书等几种不同书体的杂糅体书法，这种书法诡谲多变，且多由古文隶定而来，但于奇怪中难免失于谐谑，华人德先生将这种书法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北朝道教，尤其是寇谦之的影响。[插图]另外一种，则是受到篆、隶书宽博结体影响的楷书，这种风格大多体现在北齐时期的佛教刻经方面，除了山东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刻经大字以外，尤以水牛山《文殊般若经》、涉县《娲皇宫刻经》为典型，此种楷书之结体多强横势而弱纵势，因得隶书“平宽”之致，而新近出土的《宋休墓志》正是此种楷书风格下的典型代表。
明末清初，傅山提出用篆隶之法来医楷书之俗，并提出“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可观矣”，“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等观点，于今看来，傅山的观点，对当下楷书的学习与创作，仍然有着不可小觑的时代意义，而北齐的楷书，尤其是《宋休墓志》《娲皇宫刻经》等，对当下楷书的学习与创作，又有着极为重大的启示意义。
兹附《宋休墓志》释文于后：
齐故处士宋君墓志铭记
北齐《宋休墓志》
君讳休，字文贵，西河介休人也。自玄鸟降商以还，白骑归周而后，乘轩驾驷，亘史绵图，虽复秦奄四方，汉宅九有，曹应土运，马摄金行，莫不奇士异人，荫槐庇[插图]，备诸典史，可略而言。祖徵君池，风概墙，郁为士则；父□□府君，特气韵检格，动作人师，而桂出便芬，兰生必馥，余庆爰在，钟我凤毛；君稟和而秀，含章载挺，拤岁称奇，龆年致异，竭仁义而行已，总忠孝而期物，谈玄即为理窟，摛掞仍成笔海。既而难起幽方，命将遄出，能仁能勇，异轸同归，乃召为都督，援戈进讨，所向便被，前无坚敌。君推锋之始，本存批患；攘氛以外，果事捐荣，于是藏名晦迹，高蹈永往，虽复贞不绝俗，谅乃心王山泉，朝廷嘉其气高，就拜东平太守，暂谒而已，不之任焉。但叶露豪风，曾非久物，精贤上智，未所能逃，以大齐皇建二年十月八日终于大坊，时年六十八，以天统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攺厝于渑水南孔，庴山东北趾。若乃幽幽马冢，不乏开时；淼淼鹏池，宁无竭日，敢为铭赞，特示来昆，其词曰：
玄王之后，弈世重光，人官天爵，继踵相望，门罗杞梓，世聚琳琅，仍生异物，家风载昌，异物伊何，兼资文武。握瑜怀瑾，仁基智宇，氛蔼斯攘，林泉载，我便嘉尚，就相荣抚，人生几何，还似流波，山情始昌，垅[插图]先过，林寒月浅，草劲霜多，勒铭幽石，共永山河。
选自：十指意气数行好书
主编：谭振飞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