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籍产生极早，但“历史”这个词的出现，却要比史籍本身的产生晚得多。在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才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的专名（《史记》最初名《太史公书》）。这种情况，应是当时史在王宫、史书绝少、史学不发达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猛增，史学空前兴盛，“史”、“史记”这些旧有的简单名词术语，已反映不了客观实际，于是，“历代史”、“历史”、“史学”这些崭新的词儿，便应时而生。据《魏书·高昌国传》载，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年），高昌国王嘉，曾遣使奉表，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梁书·诸夷·高昌国传》也载，高昌国“有五经、历代史”。《梁书·徐传》记，梁武帝曾向徐“问历代史”。用“诸”和“历代”冠于“史”前，正说明当时史书的众多。又据三国时吴人韦昭所著《吴书》：魏文帝曹丕曾开玩笑问吴使赵咨：“吴王（孙权）颇知学乎?”赵咨回答说：“吴王……虽有余暇，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这里的“历史”，虽和上引“诸史”、“历代史”同义，泛指各种史书，但其含义，显然要更广泛一些。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历史”一词。
在两汉时期，经学笼罩一切，国家既不为史学设立学官，史学也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庸。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得到彻底改变。东晋元帝太兴二年（年），石勒初称赵王，即以“任播、崔漫为史学祭酒”（《晋书·石勒载记》）。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设置史学学官，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一词。宋和南齐初年，国家又设总明观，内中即置有史学科，设学士官，专门研究和教授史学。齐武帝永明三年（年），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但自此以后，无论国立的国子学、太学，还是私立的精舍之中，均以经、史并为教授主课，史学深为士人所好尚。如果说，前引石勒设“史学祭酒”，还主要是一种学官的设置，那么，《南齐书·文学·王之传》所记之“有史学，撰《齐职仪》”，这里的“史学”，便已包有现代通常所说的“史学”的含义了。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清楚地表明：我国史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实际到概念都已独立了。自此以后，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门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