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年02期
赵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赵瑞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年，裴池善发现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沁河东岸拴驴泉水电站北悬崖上有一处石刻（图一）。年在《晋城揽胜》一书中有简略介绍[1]，但未涉及石刻内容，仅附拓片照片。年8月，我们在裴池善的带领下再赴此处考察，裴池善还重新做了拓片（图三）。
一
现据拓片录文如下：
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遍桥阁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
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
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
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
从铭刻内容看，这是修治道路工程中开凿石门的一处铭刻，依据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传统，可定名为“拴驴泉石门铭”。此铭以前未见于著录。清光绪年间成书的《山右石刻丛编》遍辑省内所存石刻，其中以北魏正光四年（年）造像碑为最早，而未及此铭[2]。以下对石门铭内容略作疏释。
1.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
“正始”年号曾三见，曹魏齐王曹芳共九年，北燕高云仅三年，北魏宣武帝元恪在正始五年八月改元“永平”，故此“正始五年十月”，可确定是曹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即年。
2.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
郎中为官名。曹魏郎中为八品，比三百石，无定员。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所属官署不详[3]。故而，此铭中的“督治道”，可能为朝廷临时委派监督此项工程的职务。三国时郡县无郎中之职，可见郎中为朝官，此工程也应是国家工程。此郎中复姓司徒，名悌，上党是其郡望。
3.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
监作吏，从名称看系吏员而非品官，但职在监察，是专司监督该项工程的吏员。其职衔是“从掾位”，不见于正史的职官表志，在石刻史料中却多见。如《隶释》卷五“巴郡太守张纳碑”碑阴即有五人任此职[4]。然碑中所列“从掾位”之职是郡太守诸曹掾属的吏员，此“从掾位”属司徒，则应是司徒府诸曹掾属的属员。考司徒之官在曹魏时由丞相改置，与太尉、司空为三公。卫臻景初二年（年）由司空迁司徒，正始九年（年）请辞获准[5]。司徒府设曹可知名号者有西曹掾、军议掾，另有诸曹掾不知凡几。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王肃》注引《魏略》：“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6]可见隶属于司徒府的吏员众多，且分布在京师以外者有半数以上。监作吏系司徒府属吏，益可证督治道郎中司徒悌为朝廷所委派。吴放署下曲阳，是其籍贯邑里，而非郡望。
4.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
“督将”犹统领、率领，如《魏书·僭伪司马叡传》：“（苏）峻以仓屋为宫，使乡人许方为司马，督将兵守卫。”[7]师匠兵徒，是工程的施工人员：师为特殊的工匠，如下文“开石门师”；匠指工匠；兵徒是士兵、徒役，这是基本的劳动力。千余人，显现出工程的规模。
5.通治步道
“通治”应是修筑道路使其可以通行之意，“步道”当指可以步行的道路，但也并不是只能行人的羊肠小道。如《南齐书·柳世隆传》：“骁骑将军周盘龙、后将军成买、辅国将军王敕勤、屯骑校尉王洪范等，铁骑五千，步道继进。”[8]可见骑兵也可以通行。
6.作遍桥阁
“作遍”即遍作，指在工程路段内凡须修造桥阁之处无一遗漏。“桥”即桥梁，“阁”即阁道，阁道即栈道。《史记·高祖本纪》“去辄烧绝栈道”，司马贞《索隐》：“栈道，阁道也。”[9]古代沿河谷地带修路，常采用修筑栈道的方式通过峭壁地段。
7.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
此为刻铭纪功的核心。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曹魏一尺为24.厘米[10]，则此处开凿的石门为高.、宽.、长.76厘米。
8.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
落款处署此三人，当为开凿石门的主要工程技术负责者。“都匠”，《汉书·王莽传下》颜师古注：“都匠，大匠也。”[11]似非职官。《水经注》卷四载：“晋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监运太中大夫赵国、都匠中郎将河东乐世，帅众五千余人，修治河滩，事见《五户祠铭》。”[12]此都匠是以中郎将结衔，则都匠可能是为事项而专设，并不是常置官。据《通典》卷三七“晋官品”第七品有太中大夫[13]，而都匠中郎将尚列名其次，可知品秩亦不高。此处都匠之职名为木工司马，且列名在从掾位的吏员之下，当为品秩较低的吏员，匠军司马亦类同。开石门师则是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此项工程中地位可能较高，故能在铭文中署名。此三人列于文末，身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匠，也都各署郡望陈留、河东、河内。
二
拴驴泉村隶属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距晋城市区约40公里，位于泽州县西南边缘沁河东岸。沁河在这里穿行于山间，两岸峭壁陡立，河水屈曲盘绕。沁河在此处成为晋、豫两省的省界，河对岸即河南济源市辖地。石门铭在拴驴泉水电站之北的河岸崖壁上部，距水电站路面26米左右，地理坐标为北纬35°16′21.6″、东经°37′32.7″，高程为米。
铭文中所述石门尚存，经测量其规模与铭文所记略有不同。长为2.6米，较原载长度少2米多，从所在位置的形势判断，大约是石门两端外侧的岩石剥落，致使石门长度缩减。宽为1.7～1.8米，较原载宽度略窄，想是刻铭时取其成数之故。高近5米，无顶，高度即是所凿岩石的高度，开凿时便将上部一并凿通，原载高度也是成数，至今没有多大变化。铭文刻在石门之内崖壁一侧，距地面4.3米，刻铭处修磨成平整光滑的碑面，宽0.41、高0.48米（图二）。铭刻上方葺一遮雨短檐，通道南侧有两个水泥伞盖的凉亭，都是铭刻发现以后所建。
铭文所记“桥阁”皆已无存，仅余少量栈道遗痕。在通道北端外侧，还存有两个人工开凿的方孔，间距0.4、高差0.3米。偏北处方孔残缺，偏南的方孔保存仍较完整，宽0.28、高0.25、深0.04～0.09米，其具体功用难以推测，应与铭文所述“步道”有关。
裴池善前已在铭文下游、水电站南面找到栈道遗迹，与铭文在河岸的同一侧。崖壁上存有许多人工开凿的方孔，绵延长度在米左右。这些方孔与黄河栈道遗迹相似，但因河水阻隔无法接近，故未作详细记录（图四）。
三
《水经注》记载沁水城东南的沁河上有石门一处，所述位置似与拴驴泉石门铭相近，谓其为司马孚任魏野王典农中郎将时所造[14]。然而时间不合，司马孚任“河内典农”是在魏文帝时，之后还调任清河太守，大略说来至少早于正始五年将近20年。且从记述看，这一石门的作用是“若天旸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为“溉田顷亩”的水利设施，亦即今水闸。而拴驴泉石门则是道路交通设施，且所在地两山夹峙，河道中流，不太可能修水渠取水灌溉，河道两侧也几乎没有空地可以开垦种田。司马孚所建石门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标记，其位置在济源市区东约10公里的沁河上[15]，约当今五龙口所在，距拴驴泉约30公里。
而“拴驴泉石门铭”记载的这一条步道，显然是沟通上党与中原的通道，此条通道以前也很少为人所知。《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所绘“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图，上党地区与中原之间的道路仅有经过天井关的一条[16]，是利用丹河的支流白水河谷开辟而成[17]。而曹魏时期利用沁水河谷所修步道增加了连接中原与上党地区的纽带，使北方地区愈益形成一个整体，成为支撑北方政权的有力基础，对上党与中原经济等方面的互动也会起到很大作用。
“拴驴泉石门铭”在书法史上也颇有价值。其书写结体疏朗，布局谨严。刻铭时间上距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去世14年[18]，下距最早的楷书碑刻《谷朗碑》近30年，正处于由隶至楷的过渡时期，隶意较浓。
附记：考察活动得到晋城市郭一峰、裴池善两位先生鼎力相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