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微博 http://nb.ifeng.com/a/20200107/8054811_0.shtml祝总斌先生走了。悲痛之中，想起许多和他有关的往事。祝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治史。他开设的相关课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但我上本科时想学中国思想史，对这些学科都不大感兴趣，所以没听过祝先生的课。事后想起来，颇感遗憾。我第一次和祝先生接触，是本科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系里让同学们自报论文题目，由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来认领，无人认领的则由教研室主任负责。我报的题目是“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不出意料，果然无人认领。祝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于是便成了我的学士论文指导教师。第一次去家里找他谈论文，见他穿一件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绳。家里没有书房，他在卧室中工作。卧室一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书。没有写字台和座椅，他就坐在床边，在一张中学生用的小课桌上读书写作。我当时产生一个念头，长时间这么坐着，没有靠背，腰受得了吗？我的论文是三年级写的习作，经过反复修改，已经比较成熟。祝先生看后，没提太多修改意见，只是要求我对一条转引的材料去查找核对原始出处。史料一定不能转引，这是祝先生教我的第一条做学问的规矩。祝总斌先生在家中年考研，我选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祝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本科四年，说实话，我没学到太多东西，对历史学懵懵懂懂，还没入门。硕士三年，跟着祝先生学习，才逐渐摸到了治学的门道。祝先生指导我们十分用心。除了选修他在系里开设的课程外，我们还要上一门《通鉴》读书课，每周读三卷，两周讨论一次。这时祝先生已经住进中关园宿舍，有了书房，读书课就在书房里上。每次上课前，他都会预先做准备，翻看要讨论的内容，还会把椅子摆好，并在我们的座位前各放一杯茶和一块糖，很温馨。第一次系统阅读史料书，问题当然会很多。祝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还常常站起来到书架上找出相关书籍，查找需要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是祝先生查《汉书》。他从不用中华书局标点本，而是用一本厚厚的《汉书补注》，也从来不看目录，直接翻到要找的地方。老先生们常说，基本史料必须熟读。在祝先生这儿，我看到了什么叫“熟”。这门课上了三个学期。祝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读书，遇到问题如何解决。《通鉴》中的材料大多都是二手的，但它将各种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集中起来，能帮助初学者系统掌握从原始资料中看到的历史，从而摆脱来自教科书的许多框框，初步建立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这对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十分重要。正是通过这门课，我觉得自己迈进了史学门槛。祝总斌先生与陈苏镇值得一提的是，祝先生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这门课在教研室上，每周两学时。虽然听课的只有两个人，祝先生还是像在大教室上课一样认真准备了讲义，在小黑板上写板书也一丝不苟。每次上课前，他还要去图书馆借来当天要讲的书，特别是我们很少接触的线装书。讲完后，让我们将书带回去翻阅，下周带回来，再换一批带回去。这为我们熟悉相关史籍提供了方便。但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增加了祝先生的工作量，会很辛苦。通过这门课，我们知道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除了《三国志》《晋书》二史八书等基本史料外，还有后世学者所做的大量补注、补表、补志及各种杂史、小说、地志、类书等文献可用。它们各有特点，史料价值也高低不同。掌握这些知识，可为日后做研究、写论文奠定基础。我后来为研究生开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课，第一部分“基本史料”的内容，就是根据当年的课堂笔记压缩整理而成的。年，我开始在职读博士，导师还是祝先生。这时，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十一年，初步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所以，祝先生对我基本放手，我只在有问题时登门求教，从中又学到许多东西。读博士，主要任务是写博士论文，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选题。我当时已开始研究董仲舒和《公羊》学，完成了《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和《〈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两篇论文，因此提出以“《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两篇文章都请祝先生看过，得到他的指点，并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上发表了。因为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祝先生虽然认为这个题目比较难，但还是同意了。于是，在祝先生的指导下，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约三十万字的论文初稿。祝先生很认真地审读了初稿，还特意从图书馆借来十几本相关专著，以备参考。祝先生看后，提了一些具体修改建议，整体上表示满意。论文的思路及一些观点和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不同，有一定风险。但祝先生认为我是“论从史出”，给予充分认可。在田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论文顺利通过，并得到好评，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祝先生悉心教导的结果。祝总斌先生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当时的皇宫有“宫中”和“禁中”（或称“省中”）两个区域，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我读后深受启发，开始留意宫禁制度问题。后来读《汉书·王莽传》，看到王莽居摄时曾享受皇帝待遇，“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皇宫中除了“宫中”和“禁中”之外，还存在一个被称作“殿中”的区域。如果是这样，关于皇宫的内部格局和宫中机构的空间关系，就需要重新解释了。我向祝先生汇报了这个想法，他表示问题很重要，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因此，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曾建议我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宫禁制度。由于我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汉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便放下了。但我对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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