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中古时代中原等地的士族与地方豪强一般，此时期的西南也有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随着王朝力量的衰退，不断在地方扩展自身的影响力，甚至左右、控制地方政局，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为“南中大姓”。其中氏在南中大姓中极具代表性，有研究者认为从东晋中期到唐中叶的某些时段中，氏更成为南中地区，尤其是滇东和滇中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尽管氏族人多见于史籍，但史家悭吝，所记过于零散不成系统，清代出土的《爨龙颜碑》和《宝子碑》成为研究氏史迹的重要补充，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但“过去经常描绘贵族家庭恒定不变的术语，掩饰着相当可观的和几乎持续的变化”，氏在南中有年以上的历史，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以重要的地方支配力量存在的，但绵长的历史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氏演变过程以及内部分化，而两碑“盛名之下”反而掩盖了继续挖掘出土文献的路径，加之字带来文献检索的不便，相关研究近年略显停滞。使得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精细研究仍有可待深入的空间。
传世文献记载方面，《通典·边防三·西》云：“西者，南宁之渠帅，梁时通焉。自云：‘本河东安邑人，七叶祖事晋，为南宁太守。属中原乱，遂王蛮夷’。”《新唐书·两蛮》基本继承《通典》说法：“西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按照这种说法，氏七世祖作南宁太守，因中原丧乱，称霸南中。
首先要考察氏叙述其祖先世系时具体的语境。方国瑜、尹建东等多认为氏自述其祖先是在隋代史万岁南征翫之时，据《隋书·史万岁传》记载：“先是，南宁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遣使驰奏，请将翫入朝，诏许之。”即认为《通典·边防三·西》为史万岁南征时记录当时翫的说法。
但细绎《通典》材料，在氏“自云”之前，为“梁时通焉”，似乎氏与华夏政权久相隔绝，自萧梁时方有往来之事。据《南齐书·州郡志》“宁州条”记载：“道远土塉，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可见萧齐时代，由于氏等蛮夷强盛，“恃远擅命”国家权力缺失，地方长官远赴南中上任的都比较少。因此在萧梁之前，华夏政权自然不能掌握太多有关氏的信息。《南史·武陵王纪传》记载：“大同三年（），为都督、益州刺史……纪在蜀，开建宁、越嶲，贡献方物，十倍于前。”建宁乃氏主要活动区域，在萧纪督蜀期间贡献众多方物，其目的不外乎获得萧梁支持，维持在地方的统治地位；又据《梁书·徐文盛传》：“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
同样在大同年间，徐文盛督宁州，教化当地蛮夷。据上引诸多材料可见，萧梁之前，氏称霸南中，国家权力从南中退出，由于时隔久远、王朝更替，所掌握南中信息恐不尽完备，至萧梁大同年间，由于萧纪和徐文盛都督益州、宁州，使得国家权力强势进入西南地区，在控制力加强的统治，对西南诸势力情况了解更加充分；另一方面，当时氏为维持其在南中地位，在与萧梁打交道的过程中，双方必有一场“政治对话”以确认权力分配，这样才会有史载的“贡献方物，十倍于前”、“夷獠感之，风俗遂改”，氏在承认萧梁统治权威的同时，也必然强调其在南中统治地位由来已久、渊源有自，其中必有叙述家族渊源何在、如何强盛、世系绵延等内容，以塑造其在南中强盛已久的形象，使自身从萧梁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因此，氏自述其家族世系当是在萧梁大同年间，通过与萧纪、徐文盛的政治对话进入华夏政权的记载，进而成为《通典》的史料来源。至于隋代史万岁南征，尽管此次南征规模庞大，但在史万岁之前，北朝有多次出兵南中，其中杨隋政权最早意图染指南中，乃是在大象二年（），时杨坚虽未建隋，但已总揆百政，梁睿奉命征讨四川反抗势力，在平定蜀地后，曾上书力陈经略南中，其本传有详细记载，历数南中历史、物产、华夷状况，所说颇为详尽，其中即征引萧梁徐文盛事迹：“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
按梁睿说法，徐文盛离开宁州后，瓒做大，氏占据南中。只不过因天下未定，杨坚未能同意梁睿计划，但史载“后竟遣史万岁讨平之，并因睿之策也”，梁睿制定的进攻计划为后世的史万岁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