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年，刘裕率军相继攻灭南燕和后秦。这两场战事是南方政权对北战争的 峰，主要表现在：（一）战前综合考虑了地理、季节、兵种、补给等诸因素，计划严密周详；（二）针对北方的骑兵优势，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抗手段；（三）从统帅到士兵都有较高的素质，纪律严明，作战积极性高。这些因素保障了对燕、秦战争的胜利，且对南朝的战争形态、政治形势产生了较大影响。
刘裕伐南燕
战争背景与刘裕的进攻部署
年，北魏对后燕发动进攻，占领中原。部分慕容鲜卑在慕容德的带领下渡过黄河，辗转在青州立国，建立南燕政权。此后慕容超继任为南燕皇帝，逐渐对东晋采取攻势。
义熙五年（年）二月，燕军数次袭掠淮北，引起东晋边境的恐慌。此时，东晋掌权的是以刘裕为首的北府军人集团。次月，太尉刘裕宣布亲自出征南燕，所率兵力主要是扬州禁军和徐州北府兵旧部。四月，刘裕所部开始进军。
《宋书·武帝纪》：“（义熙）五年二月，（南燕）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三月，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这样迅速地做出伐国之谋，在东晋南朝战争史上颇为少见。
慕容超袭扰东晋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事先并无预兆。刘裕此次伐燕时，岭南尚有卢循的天师道武装，益州有谯纵的割据政权，晋军颇有后顾之忧。但这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就是使东晋军队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动员程度，可以迅速转入实战状态。刘裕伐燕的总兵力并不多，大概在三到五万之间，但大都是经历过对孙恩、卢循天师道军及桓玄作战的北府旧部，富有战争经验，这也是晋军能迅速参战的重要原因。
刘裕伐南燕之战的记载主要来自《宋书·武帝纪》及诸将本传，以及《晋书·慕容超载记》。这些都是战争结束后的追记，战争开始前及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都被忽略，需要进行还原。下面就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四月，刘裕所部以舟师发自建康，经运河驶入淮河，继续溯泗水北上，经过一个月行至下邳。在这段时间，南燕可能对晋军的动向有所了解，但未必知晓刘裕志在灭燕的决心。因为晋军也可能在边境发动有限的袭扰，作为对燕军进犯淮北的报复。晋军舰队到达下邳后，按照以往荀羡、桓温等北伐的经验，应继续驶往彭城，溯泗水北上。由于行将进入雨季，河道水量充沛，晋军舰队可以溯流行至高平郡登陆，收复南燕占领下的鲁中地区，逐步进逼燕都广固（今山东省青州市）；或者继续经桓温故道驶入济水，直至距离燕都广固百余里之遥的渤海郡，从那里登陆展开进攻。这种依托河道的战术已经成为晋军北伐惯例，不仅是因为舰队可以携带大量后勤辎重，而且依托河道和舰船，可以抵消北方军队的骑兵优势（桓温伐前燕，在弃舟步行时遭遇敌骑兵的惨重打击，就是这方面的教训）。
但刘裕在下邳的决策，与以往北伐惯例完全不同：”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鲜卑梁父、莒城二戍并奔走。”
晋军在下邳弃舟登陆，徒步沿沂水向北进军。从下邳到琅琊（今山东临沂）之间，是鲁南、苏北的平原地带；再向北是沂蒙山区（时称大岘山），翻越山区之后，就是燕都广固所在的鲁北平原。刘裕这个反常方案，是综合考虑晋军后勤特点、战区地形及两军兵种差异等因素之后的大胆创新：
首先，船行速度慢，受河道影响而路程较长，会留给燕军足够的备战时间；如果燕军采取阻塞河道等措施，将难以避免在平原上展开会战。且战场距离广固尚远，即使晋军完胜，慕容超闻讯忧惧，感觉大势已去，很有可能逃窜他国——向西可以逃奔后秦，向北过黄河可以投靠北魏，甚至有可能浮海北归辽东。如果慕容超等策马狂奔，离广固尚远的晋军根本无力追及。
其次，是作战地形的考虑。晋军陆行至琅琊后，乘南燕未及反应，能迅速进入大岘山地。山区地形陡峭、林木茂密，骑兵部队难以展开冲击，便于步兵行军。燕军骑兵只能在山地北麓的平原上等待晋军。但出山之处距离广固只有五十里，晋军一战而胜，就可以兵临敌都城之下。当然，燕军也可能在山地据险设垒，阻击晋军。但双方在山林间步战，骑兵优势无法发挥，晋军胜算更大。再则，如果把决战地点定在出山之处，万一晋军战败，也可迅速收缩回山地，据险阻缓慢后撤。这要比在平原上决战失利容易处置得多。
，是后勤方面的考虑。在从下邳到琅琊的平原上，刘裕沿途留下兵力修筑堡垒据点，形成一条后勤保障通道，为持久战争和万一失利撤退做准备。但另一方面，跨越大岘山的后勤通道并不易维持。所以刘裕将翻越山地，开进到南燕核心区（鲁北平原）的时间定在了六月，以便乘小麦刚刚收割之际从当地征集粮食。
按照计划，从下邳登陆之后，以步兵为主的晋军需要走过近千里征途，于六月间到达鲁北平原，便可与燕军进行决战。届时，晋军深入敌境千里，“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
南燕君臣的应对策略
燕军在鲁中山地两侧的驻防重点，是西方的梁父城（兖州治所，今山东泰安市南）和东方的莒城（徐州治所，今山东莒县），分别防范来自东南方和西南方的威胁。
晋军上陆攻占琅琊后，南燕君臣开始意识到，晋军这种步步为营的进军策略并非只为骚扰报复，而是以攻灭南燕为目的。燕朝廷为此举行会议，重臣公孙五楼的意见是进行主动阻击，阻止晋军进入大岘山区，迫使其进入持久战。同时派骑兵从梁父、莒城出发，切断晋军后方通道，待其断粮疲惫时将其击退：
“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
这个策略虽然最为完善，但在晋军已经进占琅琊时，已经缺乏部署和实施的时间。因为琅琊城距离大岘山区只有数十里之遥，燕军从广固和梁父、莒城出发已难以实施阻截了。公孙五楼的“中策”却可以实施：
“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
“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
“中策”和当年前秦对抗桓温的策略一致，即防止即将成熟的小麦落入敌军之手。如果这个策略付诸实施，刘裕军队将面临和桓温在关中相同的窘境。但慕容超认为燕军的骑兵优势完全可以对付以步兵为主的晋军，所以不愿进行破坏性很大的坚壁清野工作。他计划待晋军开出大岘山区之后用具装骑兵进行打击，予以全歼：
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
为执行这个“下策”，燕军开始修缮都城广固及临朐（在大岘山出山口处）等城，集结兵力准备会战。梁父、莒城的军队也调回广固备战。这使得晋军顺利穿越大岘山区。史载刘裕军队开出山地时，看到燕军没有据险阻击，平原上的小麦也正在收获，不禁以手指天称庆。
战事进程：临朐战役与广固围城
燕军原已在山口处的临朐城集结五万兵力。到了六月，晋军即将翻过山地时，慕容超担心前方吃紧，又亲自带四万军队增援临朐。燕军占据了出山处的水源巨蔑水，试图使晋军人畜无法饮水。晋军骑兵在孟龙符、刘钟、沈田子带领下，前往争夺水源。双方骑兵发生激战，孟龙符战死，但晋军驱逐燕军占领水源，使主力部队得到补给。
晋军进入平原后，为对抗燕军骑兵，将四千辆辎重车布置在步兵队列两侧，车辆外侧张挂布幔以防箭矢，驾车者都持长槊站立车上防范燕骑兵的冲击。步兵队列在车辆内侧行进。当行至临朐城南数里时，上万名燕军具装骑兵驰出城外与晋军交战。双方主力逐渐全部投入战斗，激战持续至傍晚未止。刘裕采用部下胡藩的建议，派五千晋军撤出战场，从侧面迂回到临朐城下，登上城墙砍倒燕军旗帜，并扬言是从海道而来。此举使燕军以为遭前后夹击，军心动荡全线崩溃。慕容超带残兵逃回广固。晋军缴获了临朐城中燕军的全部辎重。临朐战役为时仅一天。战前，南燕几乎将全国军队都集中在此，所以这一战役之后，燕军主力军都已陷入溃败。
刘裕晋军于次日进围广固，掘长壕阻断其内外联系，同时向燕境各地进军，接管了南燕地方的郡县政权。当地征集的粮食已经足够晋军食用，无须依赖后方运输。北方汉人不甘被异族统治，渴望晋政权的回归，对晋军提供了较多帮助。北魏统治下的汉人也纷纷渡过黄河投奔晋军。
相对于一天之内解决掉燕军主力的临朐战役，广固围城战旷日持久。慕容超曾试图遣使向后秦求救，但后秦被赫连勃勃所牵制，无法提供援助。慕容超看外援无望后，曾向刘裕提出称臣纳贡等条件，希望维持小国之君的地位，但被刘裕拒绝。围城战自义熙五年（年）六月持续至次年二月，历时八个月方破城，慕容超被俘至建康斩首。青齐地区首次成为东晋直接管理下的疆域，直到宋明帝时被北魏攻占，南方政权统治山东半岛达六十年之久。
刘裕北伐后秦
灭南燕之后，刘裕又经历了攻灭卢循天师道军、蜀地谯纵政权的战争，和东晋内部的两场内战（对荆州的刘毅、司马休之），压平了南方割据势力和东晋政权内部的反对派。到年，他将进攻目标转向羌人姚氏的后秦政权。
后秦核心区为关中，并占据着河南地区的西半部。秦晋间的边境线很长且曲折参互。在刘裕攻灭南燕之后，双方西段边界在南阳盆地北缘和秦岭；中段边界在淮河北侧；东段则在泗水西侧。黄河以北是北魏疆域，但北魏又占据着黄河南岸的滑台等地（河济之间），所以秦、晋、魏三方形成鼎峙格局。
义熙十二年（年）正月，秦帝姚兴去世，姚泓继位。此时后秦外有赫连勃勃武装的骚扰，内有宗室成员的不满和觊觎，统治很不稳定。但北魏和后秦皇室有联姻之好，所以北魏坚决支持姚泓政权。姚兴死去的消息传到东晋，刘裕迅速做出伐秦决定。二到三月间，他操纵晋安帝朝廷给自己加“中外大都督”之号，东晋举国戒严，进行全面军事动员。四月，刘裕正式发布文告，声称“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河”，宣布伐秦计划，但战事直到秋季八月才正式开始。刘裕对 阶段战事的部署
九月，晋前锋诸军发起攻势。这和以往东晋，以及此后南朝的历次北伐都不同的是，没有选择夏季进行战争。晋军本来自三、四月已进行动员，完全可以在夏初展开攻势。但刘裕这次打破惯例，在秋冬发动进攻，是综合了天时、地理和敌我兵力形势之后的全盘计划：
从地理上看，后秦的疆域范围较大，核心区关中有山河四塞之险，刘裕吸取了桓温伐前秦失败的教训，不再从陆路翻山北上，那样后勤保障难以维系，风险过大。他计划先占河南，再攻关中。河南不是后秦的核心区，所以不会发生太惨烈的战事，但只有占领河南，晋军才能开通自淮入黄的航道，溯黄河前往关中。
从季节上看，晋军在九月展开攻势，用整个冬季占领河南地区，这种“反季节作战”，正是要让士兵们在向北进军的过程中逐步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待到来年春天已经稳定占据了河南，开通入黄航道，晋军主力舰队驶入黄河，诸军乘春夏季涨水之机再进攻关中，从季节上讲最有利。届时，晋军有汴水、泗水两条航道提供后勤保障，正好进行最艰难的战役。且士兵们有了冬季作战经验，即使战事拖延到下一个冬天，也不致影响大局。如果冬季在河南作战失利，撤回淮河以南也比较容易，不至有重大损失。
所以，伐秦战事 阶段的目标，首先是占领河南地区，以攻占洛阳为标志；其次是开通自彭城进入黄河的两条航道：汴水——石门航道和泗水——黄河航道。各路军队的进攻计划是：
中线：沈林子、刘遵考二将从彭城出发，溯汴水向西北，负责攻占汴水沿线，并掘开石门水口。虽然汴水航道早已湮塞，但从彭城去往洛阳，走汴水航道更近，且可以避开北魏控制的河段，最为便捷。所以刘裕对沈林子等开通石门的任务寄予厚望。
东线：前锋军总指挥王仲德率东线晋军，自青齐地区（南燕故地）西进，监督朱牧、竺灵秀、严纲三将开通巨野一带的桓公渎故道，沟通泗水和黄河。自桓温伐燕以来，这条航道已经荒废近五十年；同时，东线晋军向黄河南岸的北魏据点进逼。一支由朱超石、胡蕃率领，前往半城（今山东聊城东南）;另一支由王仲德率领，进向滑台城（今河南滑县）。滑台是黄河南岸重镇，北魏兖州治所就设在这里。晋军开通桓公渎，舰队自泗水入黄河，必须经过半城、滑台河段，才能溯流驶向洛阳。刘裕希望尽量避免同时对北魏展开战事，但为了保障泗水、黄河航道的畅通，必须拔除北魏在黄河南岸的据点，也可防止魏军趁秦晋鏖战之际窜扰东晋后方。
西线：檀道济、王镇恶北上进攻许昌、洛阳。史书未载两人从何处出发，从当时形势判断，应当是从重镇寿阳出发向西北进军。这支西路军也是以陆地行军作战为主。
八月，在前线的东、中、西三路晋军进入攻势之时，刘裕亲自统帅的晋军主力也从建康出发，乘舰队驶向淮河、泗水。九月，刘裕主力抵达彭城。前锋诸将此时刚刚与敌接战，泗黄航道和汴水航道都未开通，所以主力舰队必须留在彭城，待航道开通后入黄河。按照刘裕部署，前锋诸军攻克洛阳、开通航道之后，都要集结在洛阳待命，等主力舰队开到洛阳，再一起溯黄河向潼关进发。
阶段的战况
东线：王仲德部陆路循黄河西进，首先攻克魏军的凉城。驻防滑台的北魏兖州刺史尉建被晋军震慑，弃城渡河逃往北岸，王仲德立即占领滑台，肃清了北魏在河南的驻军。魏帝拓跋嗣不了解晋军意图，派叔孙建率兵渡河至滑台城下探寻晋军北上的目的。王仲德派使者向魏军转达：晋军此行是为西征姚秦、光复洛阳，需要溯黄河进军，所以要向北魏暂借这段河道，他声称晋军本准备以租借形式获得滑台城，“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但尉建仓皇逃遁，才使晋军轻易占领空城。叔孙建得到王仲德这个保证后，表示不反对晋军西征，但晋军应早日归还滑台。魏帝获悉王仲德的解释后，又遣使到彭城面见刘裕，得到的回答与王仲德所言相同。
但竺灵秀等开泗黄航道的工作并不顺利。十月，西路军已经攻占洛阳，但泗黄航道仍未开通。此时已进入严冬季节，受土地封冻影响，工程难度更大，且黄河结冰之后，北魏军队随时可以侵袭河南地区，所以王仲德部承受着巨大压力挖掘渠道，并警戒滑台一带的黄河边界。
中线：沈林子、刘遵考所部沿汴河故道西上。汴水上游的石门水口已经湮塞多年，水量无法保障航行，所以沈林子、刘遵考所部无法乘船，而只能从陆路进军。汴水中游的谯郡、梁郡，原是秦、晋势力都较薄弱的边界地带，有一些独立武装，此时加入沈林子所部。后秦兖州刺史韦华驻防仓垣，在晋军压力之下，弃城撤往成皋，晋军进占仓垣。
沈林子等乘胜进占石门。但开通石门水口的工作也不顺利。刘遵考指挥士兵们投入开渠工作，一度开凿出黄河入汴水的渠道，但渠道旋即发生崩塌，再度湮塞。此后数月内一直不能开通。除了开掘石门水口，晋军还要砍伐汴河故道中的树木，因为自彭城至石门的七百里河道湮塞日久，已经树木丛生。周超之部受命砍树，这项工程也旷日持久。
西线：王镇恶、檀道济沿颖水向西北，一路攻克秦军城垒。驻防项城的后秦徐州刺史姚掌向晋军投降。晋军继续北上攻占许昌，又于十月连克阳城、荥阳，至此，洛阳外围关隘已被晋军控制。逃奔到成皋的秦兖州刺史韦华也向檀道济投降。后秦在洛阳驻军仅五千余人，驻防的征南将军姚洸急忙向长安求援。姚泓派出骑兵三千、步兵一万增援洛阳。当援军未赶到时，姚洸分兵防守洛阳城东的巩县和柏谷坞，巩县守军未与晋军交战即逃回城中，柏谷秦军一千余人与晋军激战，几乎全部被歼。姚洸见晋军兵临城下，遂向檀道济、王镇恶投降。此时增援骑兵已进至洛阳西不足百里的新安县，步兵进抵三百里外的湖城。得知洛阳陷落，这两支增援秦军改为原地驻防固守，阻止晋军西进长安。
到义熙十二年（年）十月，晋军已完成 阶段的作战任务，全部占领河南地区。从八月进军以来，只用两个月就取得如此战果，应当说进展比较顺利，但两处开凿航道的工作仍未能完成。按照刘裕的部署，三路北伐晋军分别驻扎滑台、石门和洛阳，等刘裕主力到来。
完全超出计划的伐秦第二阶段战况
在义熙十二年冬，泗黄航道和汴水航道都未能开通，刘裕主力舰队依旧停泊在彭城。从义熙十三年（年）正月开始，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三将违反部署，擅自向关中进军。从这时开始，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与原规划不同的第二阶段。最关键之处就是刘裕主力未能与前锋诸军汇合，双方都各自为战。下面对这一阶段战事进行简要梳理。三将擅自西征：义熙十二年底，晋军刚刚进占河南之后，后秦内部发生动荡和内战，到义熙十三年正月，叛乱被扑灭。此时，河南的晋军将领看到后秦受叛乱削弱，不愿坐失时机，遂不顾刘裕部署，主动向西发起攻击。 擅自西进的是王镇恶。他从洛阳出发，循洛水西上宜阳，从南方迂回占领渑池，然后向潼关进军。檀道济、沈林子看王镇恶投入战斗，不甘灭秦之功被其独占，也率部西进。到达陕县（今三门峡市）后，檀、沈认为秦军重兵在潼关阻击王镇恶，黄河北岸疏于防范，遂北渡黄河试图从蒲坂进入关中。但秦军严密防守潼关、蒲坂，三将与秦军鏖战数月，都无法冲入关中。
刘裕水军入河：同在义熙十三（年）年正月，王仲德部终于开通泗黄航道，而汴水航道一直未能开通。刘裕舰队只得溯泗水而上，准备入黄河开赴洛阳。这条航道比汴水迂回，且要经过魏军在北岸严密设防的河段，并非 ，但在石门开通遥遥无期，三将已经擅自西征的情况下，刘裕只能做此选择。
刘裕舰队在泗水——济水航道中行驶两个月后，方于义熙十三年三月进入黄河，靠士兵纤绳拖曳逆黄河激流而上，前进十分缓慢。北魏军队在黄河北岸严密监视，晋军舰船因风波漂流至北岸者，都被魏军杀死劫掠。刘裕遂遣朱超石、胡藩等在北岸登陆，与魏军骑兵展开激战。晋军采用抗击南燕骑兵的战术，用辎重车辆联结为长墙与北魏骑兵激战。即 的“却月阵”此役重创魏军，使其不再敢骚扰晋军舰队西进。
前线的补给危机（正月至四月）：在刘裕先期部署中，要求王镇恶等前锋将领必须等到主力舰队行至洛阳，再一同进攻关中。这主要是为了建立稳定的后勤保障，因为只有主力舰队才能为陆地诸军提供足够的粮秣供应。当王、檀、沈三将擅自西进之后，军粮供应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新占领的河南地区人少地贫，资源有限，且与潼关战场之间隔着崎岖的豫西山地，难以通过陆路向战场运送军粮。而王、檀、沈三将没有舰队，也无法利用黄河航道从后方运粮。所以从开始西征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三将只能靠与秦军作战缴获粮食，以及从战场附近的民户中征集。这数月恰是没有任何作物收获的青黄不接之时，前线晋军的处境极为窘迫。
王镇恶在西进途中比较注意接管后秦郡县组织，以便筹措粮秣。他本是关中人，又曾“流寓崤、渑之间。尝寄食渑池人李方家”，熟悉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所以进军作战、筹措粮饷都比较顺利。攻占渑池县之后，他任命故人李方为县令。随后，他的军队又俘获秦弘农太守尹雅，王镇恶命尹雅继续任职，使其为晋军提供补给。
沈林子、檀道济所部从洛阳西进之初，是渡过黄河在北岸作战。这里刚经过后秦内乱的洗劫，加之晋军进入陌生环境，难以得到百姓支持，所以只能靠缴获敌军兵粮。“时伪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薛帛先据解县，林子至，驰往袭之，帛弃军奔关中，林子收其兵粮。”沈、檀攻蒲坂不克，又转而渡河与王镇恶部合兵，一起进攻潼关。这使前线晋军兵力集中，粮食更难以为继。
后秦调集数倍于晋军的军队固守潼关，使其难以前进。此时已至三月，后方的刘裕舰队已从泗水驶入黄河，三将派人到下游求援，希望从速为前方提供粮援。此时主力舰队正在与北岸魏军苦战，因此刘裕对三将擅自西进十分不满，他打开战舰的窗户，指着北岸的魏军对信使说：“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
后秦军统帅姚绍也了解晋军的困难，他指挥秦军占据险阻地段，深沟高垒限制晋军的行动，使其逐渐陷入饥荒。得知后援无望，王镇恶遂留沈、檀与秦军相持，自己到战线之后的弘农郡筹措军粮，甚至深入僻远的豫西深山之中。王镇恶四处征粮之时，前线晋军一度发生动摇，有人甚至主张撤退回洛阳，与主力舰队汇合后再做打算。此议被沈林子否决，为解除姚绍军队的围困，他率部冲击秦军营垒，缴获了一些粮食。随着王镇恶征集的粮食逐渐运到，前方晋军才免于断粮崩溃。
四月，刘裕舰队驶出了北魏军队威胁之下的河段，与潼关战场建立联系，主力舰队调出部分战舰和军队增援前方，去年负责开通泗黄航道的严纲、竺灵秀所部受命乘舰船溯黄河而上，为潼关运送兵力和粮食。而前线的战斗也在围绕补给线进行。姚绍先派出姚赞所部绕出沈林子等后方，试图切断黄河航道，但这支秦军尚未修筑好营栅，就被沈林子击溃。三万秦军与晋军争夺黄河航道，又被沈林子击败。严纲、竺灵秀率领的分遣舰队此时驶抵潼关战场，晋军才获得来自主力部队的粮援。不久，秦军前方统帅姚绍病死，姚赞继任。
四月至八月战事：刘裕主力舰队于四月驶入洛阳，停留至七月。他试图找出绕过潼关，迂回至关中的途经。一方面，他命令荆襄和汉中一带的部队，翻越秦岭进军关中。其中沈田子、傅弘之所部从当初桓温伐秦的武关蓝田路线前往关中。这支晋军数量较少，沈田子所部不过千人。另一方面，刘裕派参军戴延之率一支小船队溯洛水而上，探查洛水上游能否通入关中。戴延之等在深山中穿行数百里，最终发现水道不能通向关中，无功而返。
到了七月，刘裕得知开辟洛水航道无望，遂率舰队驶出洛阳，前往潼关。他还密令潼关前线的沈林子率万余兵力向西南方迂回，秘密翻越秦岭接应沈田子所部。
已在潼关苦战半年的王镇恶也在寻求攻入关中之策。他决心从黄河中行船入渭水，绕过潼关的秦军驶向长安。他为此带部下“伐木为舟”，制作吃水较浅的“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可冒着矢石逆流而进。“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趁七月雨季，渭河涨水之机，王镇恶所部乘船而上，驶向长安。潼关秦军只能在岸上徒步追赶。
八月初，当王镇恶军航行于渭水之上时，沈田子、傅弘之军抵达蓝田。此时沈林子部尚未赶到，秦帝姚泓带数万军队前往阻拦，但被沈田子部以少胜多，将秦军主力击溃，姚泓逃回长安。此时刘裕舰队也抵达潼关。秦前线的姚赞等守军放弃阵地，一路向西逃奔，希望在王镇恶舰队之前赶回长安。刘裕晋军主力紧追其后入关，潼关天险被完全突破。
八月二十三日（壬戌）清晨，王镇恶水师进抵长安郊外，士兵弃舟登岸，与数万秦兵列阵决战，秦军再度被击败。王镇恶乘胜占领长安。姚赞等秦军赶到后，见都城已经沦陷，纷纷瓦解溃散。数日后，逃亡在外的姚泓向晋军投降，后秦灭亡，晋军全部占领关中地区。
刘裕伐秦之战，是在不适合南方军队的地理环境和季节里，对后秦和北魏同时进行战斗，历时一年终于攻灭了后秦政权。按照刘裕的计划，此后晋军将对北魏展开进攻，重新统一中国。但因为主持后方政务的刘穆之病死，刘裕主力匆忙返回江南，关中被赫连勃勃攻占，不久刘裕去世，南方对北攻势遂陷于沉寂。但从战略运用角度看，此次战争仍可视为南军北伐作战的 之作。
伐秦之战中，檀道济、沈林子、王镇恶诸将不顾事先部署，不等主力赶到就急于西进，堪称积极进攻的典范。这是经过近二十年战争洗礼形成的刘裕军人集团的典型风格，它是对东晋士族萎靡、怯懦政治风气的彻底逆转。刘裕从年的天师道内战时从军，连续多年厮杀在战场 线，“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他不仅本人从不畏战，治军也以严厉著称，对贪生怕死者毫不留情。年对卢循天师道军作战时，军官徐赤特违令出战失败，使得建康一度危急。刘裕亲率部队堵住缺口，临战“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在对天师道军追击过程中，双方舰队会战于雷池江面，面对敌优势舰队，“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踊腾争先”。刘裕军征讨荆州的司马休之势力时，敌据江岸峭壁固守，刘裕舰队无法靠岸，刘裕命胡藩所部强行登陆：
“……即日于马头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高祖呼（胡）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奋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
刘裕麾下的将领大都是在镇压天师道、攻灭桓玄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以其敢打敢拼、不计后果的凌厉作风，一洗百年士族政治的萎靡颓唐风气。东晋偏安江左近百年来，军权由士族门阀把持，这些士族大都怯懦，贪生怕死，且视军队为家族私产，拥兵自重，不愿在恢复中原上耗费实力，所以桓温、殷浩等人的一次次“北伐”都归于失败。而刘裕集团在短短二十年间，连续攻灭了孙恩卢循天师道军、桓玄朝廷、谯纵政权、南燕政权、后秦政权，在内部铲除了刘毅、司马休之等离心势力，其军事成就堪称三百年间南方政权的顶峰。刘裕死后诸将凋零，对北方的军事优势未能维持，但使南朝政治回归专制皇权，是其对历史的影响。
附录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年）秋，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经过一年的战斗，晋军连克洛阳、长安，俘获后秦皇帝姚泓。关于此战过程，《资治通鉴》义熙十二年载：
“（八月）丁巳，裕发建康。遣龙骧将军王镇恶、 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入河……”
刘裕北伐的重要根据地彭城，向北方有两条水道：（一）向北溯泗水，经桓公渎入黄河；（二）向西北溯汴水，在石门入黄河。《资治通鉴》云沈林子、刘遵考部“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即认为是以舟师溯汴水入黄河。后世史家亦沿袭此观点，未提出异议。
但是，核以《宋书》《魏书》《晋书》诸相关传记所载，都未云沈林子、刘遵考部有水军。与《资治通鉴》此条最相近的记载，是《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仲德）传》：
“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 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
此外尚有《宋书》载此次北伐沈林子“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晋书·姚泓载记》:“晋太尉刘裕总大军伐泓，次于彭城，遣……将军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宋书·武帝纪中》则只载“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未提及沈林子、刘遵考部。《魏书·刘裕传》:“裕率众军至彭城，加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遣中兵参军沈林子自汴入河……”这些史料，都未提及沈林子、刘遵考部为水军。
事实上，黄河分流入汴水的石门，在魏晋之际经常淤塞。如果石门不通，汴水无法获得黄河水，流量非常有限，不能供舟船通航。刘裕北伐时的汴水就是如此。《水经注·济水》：
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自西缘带山隰，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渎通津，川涧是导耳。
可见沈林子、刘遵考部受命循汴水攻占石门，正是要凿通湮塞已久的石门，恢复汴水流量。
另外需要注意，石门未开通，不等于汴河故道内完全没有流水。因为在得不到黄河水源的情况下，汴河仍在河南地区有比较小的流域范围，这 域的降水可以形成径流，只是水量比较小。但这不排除雨季时仍能形成洪涝灾害。《水经注·汴水》：
“……义熙十二年，霖雨骤澍，汳水暴长，（彭）城遂崩坏。 将军，彭城刘公之子也，登更筑之。悉以塼垒，宏壮坚峻，楼橹赫奕，南北所无。”
义熙十二年（年）夏，正是刘裕北伐后秦准备启程之时。虽然汴水在暴雨季节能形成洪涝，但仍不能通航。因为多年缺水，河道内已经长满树木。《水经注》同卷载：
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薄于此，故兹坞流称矣。
可见要恢复汴水通航，不仅需凿通石门，还需要清理河道树木。这一工作非短期所能完成。
刘裕帅主力溯黄河入洛水，进抵洛阳时，汴水尚未开通。跟随刘裕出征的戴延之亲至黄河分流出汴水的故地观看：“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
义熙十三年（年）上半年，晋前锋诸军和秦军在潼关的战斗异常激烈，相持甚久。为打破僵局，王镇恶准备抛开潼关秦军，乘船溯渭水直进长安。《宋书·武帝纪中》:“七月，（刘裕）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王镇恶就地伐木造船，也说明他们西进时汴水不能通入黄河，不然舟舰不至缺乏。《宋书·王镇恶传》：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谓。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士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
八月，王镇恶攻克长安，生擒后秦皇帝姚泓。伐秦之役至此告成。刘裕在长安驻扎至十二月，因为后方刘穆之病死，方急忙班师回建康。大概在此行中，刘裕才终于凿通了石门，由汴水南归。《宋书·武帝纪中》：
“（义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
结语地理环境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
《读史方舆纪要》等传统史地著作多有一句惯用语“得某地者得天下”，对山河、城市在军事上的意义也往往做出决定性的定论。而通过本编诸战例的分析可见，在实际战争中并不存在这种僵化的必然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并非地理环境，而是一个军事——政治体的自我整合程度，社会形态、政治结构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它们决定着战争的发生、形式，而战争又影响着社会、政治结构的重组。
在战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强调军事技术、地理环境、统帅决策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但将视野拉远就会发现，政治结构才是决定政权军事成就的关键。本编以桓温和刘裕的北伐为例，讨论了不同政治结构下的战争形态。东晋门阀政治之下掌握军政权力的士族门阀拥兵自重，互相觊觎和掣肘，对北方的战争一直少有建树；而刘裕为首的北府军人势力则消灭了士族分权，确立了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的政治秩序，一洗士族政治的萎靡，从而对外连续攻灭北方政权，对内重建了皇权的独尊地位。再以近代为例，北洋水师的覆灭、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源在于晚清政权的涣散，地方实力派借办洋务拥兵自重，与桓温的失败如出一辙。而在 中，新中国的 能够与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平分秋色，也正因为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消灭了离心倾向，使政权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与社会动员能力。
当然，政治结构并非自动生成。集权、高效的政治结构，也都是战争洗礼和锤炼的产物。春秋贵族社会的分权特征很明显，但通过“三家分晋”等内部战争，逐渐形成了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新型集权国家，又经历百余年战争过渡到秦朝的统一。东晋门阀政治涣散，也是在一次次内战中出现了北府兵势力的崛起，最终由军人势力结束了士族的统治，并将战争机器转向对外扩张。而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政治涣散局面，在北方也是通过刘、石政权的战争而重建集权的。政治体系和战争由此实现互动，战争孕育的新军人阶层建立更高效的专制政体（或表现为北方民族入主的形式），并进行新一轮扩张。政治分权涣散——通过内战走向集权——新兴政权对外扩张，构成了一个从内到外、从政治到军事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自春秋进入战国争霸、秦统一和西汉的大扩张，是这个循环的 次展示；而自两晋十六国的解体、南北朝的争霸到隋及唐前期的大扩张，则是这个循环的第二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