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俊（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王仲荦（—)，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曾任太炎文学院、重庆中央大学教授，年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鹊华山馆丛稿》《鹊华山馆丛稿续编》《西昆酬唱集注》等。年，周一良先生以“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哀挽王仲荦先生，“章门高弟”谓王先生为章太炎晚年弟子，“两部遗编晋到唐”指王先生的代表著作《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两位先生同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大家，同行评价，堪称知者之言。王先生游心文史的学术结晶，集中于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精装本13册。此外，王先生还是同辈史学家中于古籍整理有特别贡献的一位学者，在他学术生命最重要的阶段，用十多年时间主持完成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南朝五史”点校，沾溉学林，功不可没。“南朝五史”点校历程年6月，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南朝五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的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是负责人。“南朝五史”点校工作先是在济南进行。年5月，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年第10号）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学者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做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东大学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从年秋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被借调进京。到“文革”前，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的《陈书》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的《梁书》基本完成，但未能定稿。年，王仲荦先生再次被借调进京，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并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进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宋书》《南史》完成于年以后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王仲荦先生参与“二十四史”点校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的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翠微校史年秋冬，参与“二十四史”点校的外地学者陆续进京，到当时位于翠微路2号院的中华书局集中工作，直至年春夏之际，前后近三年，被称为“翠微校史”。《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到京后，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点校工作。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元龟》、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在年4月23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座谈会上，王先生谈了如下认识：郑老说工作范围要明确，这很重要。《南史》可以搞二三年，也可以搞二十年，其间伸缩性很大，我们搞的本子是要求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在二十四史当中，南北朝七史，可作为一类，情况和旁的史不一样。过去一般都是以南北史校七史，我这次用《册府元龟》对了一下，得了个经验，就是不能轻易用《南史》改宋、齐、梁、陈书。《册府元龟》中南北史部分，多用八书，从文字上说，虽不及《南史》《北史》，但原貌确实如此，有的地方还可能恢复四史原文。因此，我就先用殿本，百衲本、局本（局里请人代校）互校，在类书方面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为主。目的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校勘记要有个范围，太繁了作用不大。副产品可以集起来单行。校记如何掌握繁简适中是个问题，分段还要照顾到版式，各史对校深浅不一，如何做法也要明确。校勘记的写法，经验很少。希望能取经。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请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二十四史工作汇报》，年6月12日），可见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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