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和《魏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出使过梁朝，也接待过梁朝的使臣。与温子升、邢子才并称“三才”。魏收在北魏末年就被任以“修国史”的工作，东魏时期，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但始终兼任史官之职。北齐天保2年()，正式受命撰述魏史，最终写成了《魏书》。
魏收撰写《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主要有：北魏初年邓渊所写的《代记》，崔浩撰写的《国书》，李彪曾经写出的《国书》(未完成)，崔鸿等人写的《起居注》，以及当时众多的谱系、家传等。魏收和史官房延佑、刁柔、辛元植等人历时3年有余，撰写成《魏书》卷：帝纪14卷，列传96卷，志20卷，例目1卷。今例目己佚，存卷
《魏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十六国时期，曾经出现了许多记述北方各个割据皇朝历史的撰述，但是，不论是皇朝政权的规模，还是有关的历史撰述的规模，都无法与北魏以及《魏书》相比。《魏书》记录了我国北方鲜卑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到6世纪中期的历史，内容包括鲜卑民族的兴起和发展、统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北魏东魏与南朝的关系的发展等内容。这是《魏书》很鲜明的特色。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还是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魏书《魏书》在编撰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如以《序记》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20余代的历史，虽然不可尽信，但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比如它称东晋王朝为“僭”，是说明北魏是正统的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说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文化传统的。两者有不同的含义。还有，它在志中或追叙两汉魏晋的制度沿革，或以两汉魏晋的制度为依据，也表明了北魏在典章制度上与先前这些皇朝的继承性。《魏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方面也非常突出：它的列传的家传色彩比《宋书》更加明显，有的列传竟有五六十人之多。新增《官氏志》和《释老志》，前者先叙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后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是当时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讲，这两篇志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说明魏收对当时社会风尚和习俗的正确认识。
晋书魏收在历史观上同沈约有相似之处。《魏书序纪》记录拓跋氏的先人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其后论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祈之心。”这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织“天命”的理论。《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是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道家预言的灵验。这些又是《魏书》的消极因素。
《魏书》撰成以后，曾经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此为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也有人说它“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载”甚至还有人说它记事“妄有非毁”，是一部“秽史”。北齐的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过问过此事，十几年中魏收两易其稿，所改也仅仅限于个别门阀人物的先世。足见这实际上是当时的门阀贵族阔的纷争，说它是“秽史”，似嫌过分。
选文：《魏书释老志》《释老志》，节选自《魏书》卷。从宗教和封建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编写佛教和道教的历史，本篇开了先例。这里选录的是北魏对待佛教政策的相关材料。对我们学习研究佛教的历史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