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在位期间多有征召隐逸之举措。据《宋书·明帝纪》载，泰始二年（年）十一月圭辰，明帝诏曰：举贤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负鼎进策，殷代以康；释钓作辅，周祥斯义。脱甫承大业，切道未敷，虽侧席忠规，伫梦岩筑，而良图莫荐，奇士弗闻，永鉴通古，无忘宵寐。若乃林泽贞栖，丘园耿洁，博洽古今，敦崇孝让，四方大任，可明书搜扬，具即以闻，随就褒立。其将聘隐逸与举贤臣并举，明确提出征召栖居林泽的忠贞之士及隐于丘园的高洁之徒。又，泰始五年（年）九月己未，明帝再次下诏曰：夫禁、颖之操，振古所贵，冲素之风，哲王攸重，思崇廉耻，用静驰薄，固已物色载怀，寝兴伫叹。其有贞栖隐约，自事衡樊，凿坏遗荣，负钓辞聘，志恬江海，行高尘俗者，在所精力口搜括，时以名闻。将责园矜德，茂昭厥礼。群司各举所知，以时授爵。明确号召群臣举荐隐逸之士。观以上二则诏书，明帝所贵重者为隐逸之士所具“贞”及“耿洁”之品格，为“冲素之风”（即冲淡纯朴之风气），为超脱尘世不慕名利之“行高尘俗者”，其征召隐逸之举很大程度上是为树立典范，“用静驰薄”，即以清静追求俭约，引导当时社会风气。相关之记载又见《上清道类事相》卷二《楼阁品》引《道学传》所云：宋世宗明皇帝开岳以礼真命，筑馆以招幽逸，乃钻峰构宇，干石裁基，耸桂榻于霞崛，架椒楼于烟整，风闺伫凤，月户怀仙，求道望于海隅，简素德以居之也。其所谓道望、素的即指有令誉声望及德行可称者。明帝对奉道人士之招引优礼乃其征召隐逸之重要内容。其所招引者，除上述陆修静与孔灵产外，又有下列几人：楼惠明，前废帝收取上清道经时曾引陶弘景《真告》卷十九而有论及，言其身份为“居士气此居士显然并非后来佛教在家信徒之目，而是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之人。《仙鉴》卷二十四亦载“废帝景和元年，居士楼惠明讽支季真启极开取青经）。”勾又言陶弘景曾“至会稽大洪山，昂居士委慧明。”二者当为一人。又《南齐书·高逸·徐伯珍传》云：又同郡楼惠明，有道术。居金华山，禽兽毒整者皆避之。宋明帝闻之，敖出住华林园，除奉朝请，固乞不受，求东归。《南史》卷七十五《隐逸传上》云：时又有河南辛普明、东阳楼惠明皆以笃行闻。惠明字智远，立性贞固，有道术。居全华山，旧多毒害，自惠明居之，无复辛整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出“有道术”之语可知楼惠明为道教方面人士，对其居金华山时禽兽毒茧避之一事之载同于《高僧传》中对高僧大德之描述，所强调者为其德行道术可使禽兽归化。而明帝赖惠明住华林园，或正是其对道士之一贯安顿办法。楼惠明之事迹在正史中被归于《高逸》或《隐逸》列传之中，或可证明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隐逸之士受到招引的，所凭借者为其德行乃至道术。宋明帝对道士之征召为其征召隐逸之重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士作为隐逸之一种，具有品行高洁、德素传美、威望甚著等特点，对其征召、优礼及褒扬可以形成有效之舆论导向，从而影响社会风气，起到敦风化俗之目的。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宋明帝对包括道士在内的隐逸之士的征召及道馆的兴立还有慕其学识、欲以为教的深层次原因。陆修静之学识在此暂不作论，详见后文。关康之，《宋书·隐逸传》载曰：少而笃学，姿状丰伟。下马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之友善。特进颜延之见而知之。晋陵顾悦之难王粥《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时有闲日，辄卧论文义。《南史》卷七十五《隐逸传上》云：“弟子以业传受，尤善《左氏春秋》。…又造《礼论》十卷。”又卷七十六《隐逸传下》载琅哪诸葛琼“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则康之乃博通儒玄释、善谈辩论释者，并有授学之举。再观与其并著声名之贼荣绪，“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曾“隐居京口教授气又“荣绪悖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现明至道，乃著《拜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亦可谓博通儒释道，又尤擅《五经》，并有教学授徒之举。明僧绍，“明经有儒术”，其子元琳、仲璋、山宾。“并传家业”，即儒术之谓也。又出其长兄僧乱“能玄言”，弟僧嚣“亦好学”，可见其家学渊源及门）坑。僧绍又精于佛学，时有道士顾欢作《夷夏论》，以道教优于佛教，明僧绍作《正二教论》以应之，对顾欢之论大加驳斥，认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尘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尘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所批判者为宣扬长生不死之神仙道教，其本人则与传统天师道信仰者有往来。据’《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刘杳“年数岁，征士明僧绍见之，抗而言曰：此儿实千里之驹。’”刘杳同族者有刘怀珍，字道玉，怀珍子名灵哲，二者名中均带有天师道信仰色彩，又“灵哲所生母尝病，灵哲躬自祈祷，梦见黄衣老公与药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灵哲惊觉，于枕问得之，如言而疾愈。”此外，灵哲摘母崔氏，或即出于天师道世家。史书又载僧绍曾“隐、长广郡唠山，聚徒立学”，由此，则明僧绍乃博通三教之士，并有教学授徒之举。再观《南齐书》中楼惠明所附之徐伯珍，其叔父徐瑶之曾于“法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夜之”。又“吴郡顾欢掘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长旱，伯珍篮之，如期雨，可见，徐伯珍亦可谓兼通儒释道者。当时隐逸之士中博通诸学且聚徒教授者又有吴苞，“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屡尾，蔬食二十余年。”包含道士在内的隐逸之士实为学识渊广、声望甚著者，其立教授徒，著书论辩，成为当时学术文化传承之重要方式，对当时文化之繁荣亦大有功绩。再联系前述明帝为道士所立之道馆，有学者指出，＂东晋时己有用馆以称修道之所者。南朝刘宋时道馆普遍出现，它是出家道士集体生活与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其作用与佛教的寺院相似。道馆的兴起，是出家道士人数增多的结果。”此言仅得其一。又有学者指出，统治者立馆之用意乃“借以礼敬、崇养高层道士，并通过他们来影响和教化民众，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气此又其一也。日本学者都筑品子对南朝之“馆”进行了详细考证，他指出，“馆”在汉代指客舍，后来亦用以指称各种建筑物。他考查了沈约《宋书》中所载“进入刘宋后为招揽隐逸而修建的‘馆’”，认为“沈约是将儒家学舍称为学馆’的”，并指出“南朝一代为了替代国学、国子学，建立学馆招募学者…南朝‘馆’，多是为了招聘周续之、雷次宗、刘辙、吴苞这类隐逸者而修建的陆修静的‘崇虚馆’也是在这种风气下建立的…道教的‘崇虚馆’或许也可认为是作为一种‘学馆’而修建的…山中修道场所是作为都城之馆的延伸此后不久，可能道教方面就将山中修道的道场一般都称为‘馆’了”，“山中道士，与放弃世俗专修儒学或佛学的那些知识人一样，作为隐逸而受到朝廷的征召，因传授知识的需要而营建了‘馆’”。由此，我们可以说，道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作为传授知识的学馆而设立的，但其知识并非限于道教方面，而是兼有儒玄释等各个方面。《上清道类事相》卷一《仙观品》引《道学传》所载一例即可为佐证：“孟智周，丹阳建业人也。宋朝于崇虚馆讲说，作十方忏文。”“十方忏文”即属于佛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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