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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曹魏建立中书省以后，三省成为纳奏出令的中枢机构，但与确立于唐代的三省制相比，魏晋南北朝时三省制则尚未定型，旧中枢制度的残余没有绝迹，三省以外官吏参与决策仍然存在。
录尚书事，名义上管理尚书事务，实际上经常“职无不总”，凌驾于三省之上。
三省还没有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议政、相互监督的严密体制还在形成中。三省长官的职权尚不稳定，多有变化。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三省制的游移发展的时期。
1、魏晋时期三省制发展曹魏以中书、尚书二省为主，两晋中书省的地位更加显要，而门下省也逐步崛起，与中书分权。
据《通典》所载，九品官阶是曹魏创立的。两汉以秩禄的多少区别官吏高下，秩禄制已不能适应当时官制的变化，特别是三省官吏秩禄偏低。
新的官阶制度规定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中书监、中书令和侍中同为三品，从而以法律形式提高了三省长官的地位。
从官制的沿革说，尚书省上承所谓古六卿，下继秦汉的丞相、三公。
陈寿说：
“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故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三国志》卷22传论)
西晋的荀勖说：
“昔六官所掌，冢宰为首；秦公卿赞，以丞相、御史为冠：今者尚书令，总此三者。”(《北堂书钞·设官部十一》引《荀勖集》)
而同为西晋的刘颂说：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以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晋书·刘颂传》)
由这些议论，可见当时尚书省的职权还不是很明确，尚书与九卿也缺乏应有的分工。
魏晋中书省建立未久，起初属官只有通事郎，魏明帝置通事，后改名通事舍人，于是中书通事郎也改名为中书侍郎，径称中书郎。
从而，中书监、令下有两级属官：中书侍郎，第五品；中书通事舍人，第七品。
西晋中书侍郎四人，中书通事舍人二人，一方面，中书省的中书监、令直接参与制作诏令，故号称“内握权柄”，“典综机密”(《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权力极大；另一方面，当时中书官用人资望较轻，还不被人们看重，甚至被摈弃在大臣行列之外。
魏明帝时，侍中、尚书仆射李丰迁中书令，“丰虽知此非显选，而自以连婚国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辞，遂奏用之”（同上传注引《魏略》)。
侍中、仆射迁中书令“非显选”，不过可以接近皇帝，执掌机密，从实际利益中得到补偿，李丰才受而不辞了。
“权之所存，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
中书省权势日重，声望也日益隆重，变成了炙手可热的职位。西晋时，荀勖自建国起任中书监24年，后升为尚书令，他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晋书·荀勖传》)。
张华任中书令名重一时，“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隆”(《晋书·张华传》)。
两晋中书监、令的门第，如颍川荀氏庾氏、北地傅氏、平原华氏、范阳卢氏、河东裴氏、陈国何氏、琅琊王氏等都是高门大族。
而且，中书监、令渐由三公兼领。《太平御览·职官部·中书舍人》引王献之表曰：
“中书职掌诏令，故非轻才所能独任，自晋建国，尝命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其任。”
这里的宰相指三公，如西晋的张华、司马越都以司空领中书监，东晋领中书监的三公有王导、庾亮、庾冰、何充、谢安、刘裕，无不是当时的权臣。
东晋侍中减为二人，后复旧，或以功高者一人为侍中祭酒。另外，侍中作为加官则无定员。给事黄门侍郎，五品。属官还有门下舍人，七品：门下主事，八品：门下令史，九品，员数不明。
2、南北朝时期三省制发展东晋九卿卑落，多有省并，原太仆的骅骝、宗正的太医划归于门下。门下省作为决策机构之一，职事非常重要，侍中的地位也很高，但机构却很不完善。
魏晋时，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及诸散骑官同属门下，职务相类，而侍中与黄门侍郎的统属关系并不明确；尤其是散骑官，名隶门下而自成系统。
东晋曾一度中止散骑官与侍中、黄门侍郎同平尚书事，但因文案处理经常贻误，兴宁二年(年)桓温奏请恢复旧制，这些都说明门下省机构还需要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南北朝尚书省机构屡有变动。宋尚书省长官官品同魏晋，梁以后加崇。尚书令，梁制十六班（梁官品分十八班，班多为贵。十六班相当于二品上阶），陈进为一品。仆射或左、右仆射，梁制十五班，陈二品。北魏尚书令二品，左、右仆射从二品，诸曹尚书仍为三品。
北齐同时存在着两个尚书省，构成北齐尚书制度的特色。一个尚书省在京都邺城，简称京省或邺省：另一个在并州晋阳，简称并省。
并州是北魏末年尔朱荣、高欢的根据地。东魏都邺，而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而且，晋阳既是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相府骑兵、外兵二曹分掌全国兵马；又是全国财政中心，并州仓曹受各地租调课输。一切政令出于晋阳，邺都魏帝殆同傀儡。因此，当北齐代魏后，晋阳的地位仍然极为特殊。北齐诸帝常年居住在晋阳，文宣以后的废帝、孝昭、武成、后主莫不在晋阳即位，这就是并省设置的原因所在。
北魏前期官制混乱，胡汉两种体制并存。虽置中书省，但中书省的主要职贵是主持中央官学——中书学，及参与修撰国史。从文成帝起，中书省始参诏命。孝文帝即位后，中书省典掌诏命的地位才被确定下来。
《魏书·高闾传》：
“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命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北魏后期中书监已成虚衔，纳奏制诏之权归于舍人省。中书舍人徐纥郑俨总领诏命，虽被擢升中书令、车骑将军（二品），仍兼领中书舍人。而京兆王元愉任中书监，因“职非亲要”(《魏书·京兆王愉传》)怒形于色，元子攸由给事黄门待郎（四品上）高升中书监，则“实见出也”(《魏书·孝庄纪》)。
当时中枢制度发生所谓中书事移门下的变化。《北史·阳尼传从子休之附传》曰：“先是中书专主纶言，魏宣武已来，事移门下。”
中书、门下二省职掌不同，但都是纳奏出命的决策机关。中书事移门下，就是将中书省的职事移属门下省，由门下省草诏出诏。当时或以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或以给事黄门侍郎草诏，或以中书侍郎在门下省参诏诰。
东魏武定二年(年)中枢制度又为之一变。执政高欢“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北齐书·崔季舒传》)，其子高澄任大将军、领中书监。这是高氏为控制东魏孝静帝，防止诏不由己出的需要。诏命权移归中书的实质是移归高氏。自此至北齐，高氏用中书侍郎起草诏诰，而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劳问”(《隋书·百官志中》)而已。
宋、齐中书监、令仍为三品。梁制进为二品，后制监为十五班、令十三班。陈监二品、令三品。南朝中书侍郎4员，梁制九班，余并为四品。
南朝中书监、令增秩升品，表面上更加清贵华重，并为宗室子弟、门阀大臣所垄断，但实权既然丧失，就完全成了虚衔了。
中书通事舍人，宋、齐置4员，七品；梁亦置4员，四班：陈置5员，八品。北魏中书监从二品，中书令三品。中书侍郎4人，从四品上，中书舍人六品下，员数不详。
主书令史8人，从八品上。北齐略同，唯中书舍人与主书令史各10人南朝中书省权力下移已见前述，北魏后期中书监、令已成虚衔，纳奏出令之权归于舍人省。
中书舍人徐讫、郑俨总领诏令，虽被擢升中书令、车骑将军（二品），犹兼领中书舍人。
南北朝时期的门下省日趋完善，形成一个统一的机构。散骑官另立为集书省。南朝侍中4员，三品，梁制十二班。给事黄门侍郎亦4员，宋齐列五品，梁制十班，陈进为四品。北魏至太和十五年(年)，才正式规定设侍中、黄门侍郎各4人。官制改革后，门下省有：侍中三品上，增为6人，黄门侍郎四品上，门下录事从八品上。
又有通事令史、主事令史，为九品以下小吏。此外，门下省还统辖直接为皇帝服务、执行保卫、侍奉任务的六局；领左右局、尚食局、尚药局、主衣局、斋帅局、殿中局，其长官为五品，北齐门下省机构及官吏官品略同于北魏。
魏晋南北朝三省制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尚书、门下等机关合议制的出现，如《魏书·萧宝夤传》：“世宗以宝夤诚恳及伯之所陈，机不可失，（景明）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门下入议部分之方。”
《魏书·刑罚志》：正始元年(年)冬，“诏：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
另据《魏书·袁翻传》，这次考论律令的会议参加者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及与法律有关的廷尉、御史台等机构的官吏。联系到隋、唐“以三省之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新唐书·百官志一》)的宰相会议，可以说，北魏后期出现的尚书、门下等官吏的合议，乃隋、唐制度的滥觞。
3、录尚书事的变迁录尚书事始于西汉后元二年（前87年）霍光领尚书事，当时“（昭）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汉书·霍光传》)。
东汉始称录尚书事，章帝即位时，以太傅赵熹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
“尚书有录名，盖自熹、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晋书·职官志》)
魏晋南北朝一般都设置录尚书事之职，《宋书·百官志上》云：
“录尚书职无不总，王肃注《尚书》‘纳于大麓’曰：‘尧纳舜于尊显之官，使大录万机之政也。’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使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的录尚书事为宰相职。
录尚书事例由司徒、司空、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等三公官或车骑、骠骑、抚军大将军等位从公者兼领，本职无品秩，因此，“仅为职称，而非官名，故虽历代皆有其人，而《职品令》不之载”（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
录尚书事设1人称为总录，设2人或2人以上则称为参录。总录如曹魏时司马懿父子，西晋司马攸，东晋庾冰、刘裕等。参录如西晋贾充与司马攸、卫瓘与司马亮，东晋王导与庾亮、司马昱与蔡谟等皆同台而录。
参录又派生出“条录”的新形式。条录滥觞于西晋元康二年(年)，张华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经关尚书七条”(《宋书·百官志上》)，即“尚书七条事皆咨而后行”(《艺文类聚·职官部·录尚书》引傅畅《晋故事》)。
“录尚书六条事”之称始则见于前赵，刘聪以其子刘粲为丞相，录尚书事，以太宰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
此后，东晋永和初，何充录尚书事，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太元中，谢安录尚书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隆安中，司马元显录尚书事，司马德文录尚书六条事。
尚书事之“事”，即文书：而尚书事之“条”，当是《南齐书·百官志》所载之“通关案”：
“凡诸除署、功论、封爵、贬黜、八议、疑谳、通关案，则左仆射主，右仆射次经，维是黄案，左仆射右仆射署朱符见字，经都丞竟，右仆射横画成目，左仆射画，令画。”
所谓“通关案”，就是需经尚书省集体审核批示的文案。此六项通关案是关系到利益分配、荣辱盛衰的大事，录尚书事当然要直接过问。这六项文案写成的书札谓之“条”，故经管此六项者称录尚书六条事。
录尚书事虽然是宰相职，但其事权大小亦因君主而异，大体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如司马师、司马昭、刘裕等，军国大权已经集于一已，废立任意，无所忌惮，实际上是尚未加冕或即将加冕的皇帝。
第二种如曹爽、杨骏、王导、庾亮、谢安等，他们任职于皇帝愚憨或皇权衰微的时期。这一种录尚书事的事权与第一种相差无几，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尚未逾越君臣名分，虽然君主只是他们手中的玩偶而已。
第三种如陈群、王沈、贾充、张华等，他们任职于皇权比较强大的时期。当时皇帝政由己出，三省各司所职，录尚书事“仰成而已”(《晋略·执政表序》)。
东晋皇权衰弱，权臣飞扬跋扈，君主无可奈何。而要求加强皇权的南朝君主则不能容忍权力过大的录尚书事，遂予以限制削弱。
宋元嘉初，王弘录尚书事，唯恐文帝不容，再三让权于宗室彭城王刘义康。于是，刘义康“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朝野辐辏，势倾君主。
当君权受到威胁时，虽是嫡亲兄弟，文帝也不能宽恕，终于贬义康出京，又借故杀戮。继刘义康之后，江夏王刘义恭小心谨慎，“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孝建元年(年)，宋孝武帝一度废除录尚书事，后来虽恢复，但事权大不如前。
南齐建元四年(年)，褚渊位非三公而单拜录尚书事，这标志着录尚书事成为正式官名，然而亦唯此一例而已。褚渊之后，录尚书事一般不再授人，此后凡录尚书事者仍以三公兼领，并皆借以为篡位的台阶，如萧鸾、萧衍、陈霸先、陈顼等。
南齐以前，录尚书事凌驾于三省之上，并非尚书省长官。
《南齐书·百官志》云：“录尚书、尚书令，总领尚书台二十曹，为内台主。”
与此同时，北魏则以录尚书事为尚书省长官，这是古代中枢制度的一大变化。当三公制走向衰落时，三公只有通过录尚书事才能控制纳奏出令的权力，保住其独相地位。
但中枢制度由独相制，朝着并相制、多相制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录尚书事成为尚书省长官，亦即失去其独相地位，而与门下、中书省长官同为宰相了。
《隋书·百官志中》曰：
北齐循北魏之制，尚书省“又有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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