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史书义例比作国家大法，由此可见史书义例的重要性。《史学要义》通过辑录有关前代史书的评论，从中透露出卜大有的取材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材料如何取舍；二是语言表述的原则和方法。
“博而得其要”“博而得其要”是卜大有强调的史书取材原则。广泛收集史料，是撰写史书的前提和基础，史书取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史书的质量。在史料搜集方面，卜大有主张史家编纂史书过程中广泛占有史料，他赞同裴松之之言“窃为窥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要求史家广辑博采。又说取材要“博而得其要”，认为著史光有广博的史料还不够，还必须择善选择，抓住重点、关键。强调史家著史既要博采各种史料，同时必须对史料进行分析与理解，选择重要的史料，做到“博而得其要”，这样才能写出详实高质的史书。卜大有高度赞扬了历代广辑博采的史家，如他收录司马迁之言，在卜大有看来，《史记》是一部取材广博的史书，不仅包括“六经异传”还包含“百家杂语”。确实，司马迁编纂《史记》过程中对汉以前的各种典籍史料进行综合整理，融会贯通，诚如白云先生所言：“司马迁所厥协的‘六经异传’，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士礼》、《大戴礼》等典籍和《春秋》经传；所整齐的‘百家杂语’，包括《孟子》、《庄子》、《韩非子》、《淮南子》、《新语》、《新书》等战国秦汉诸子之作，《世本》、《国语》、《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等汉以前的史书，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大量的兵书、神话、医经、天文、方技、术数等著作，甚至当时皇家档案和其他各种典籍记载等等。”由此可充分说明，司马迁《史记》参考利用的史料极为广博，所谓“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通经传，至广博也。”当是无疑。
又，卜大有引宋神宗之言，赞扬《资治通鉴》的取材不仅广博，且还抓住了重点与关键。卜大有赞同司马光《资治通鉴》不仅是部劝戒思想浓厚的史书，而且取材“博而得其要”，将上下数千年的史事编于二百九十四卷中，既广博，又叙事简要、周备，不愧“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
卜大有赞赏史家著史取材“博而得其要”，同时“博而得其要”亦是卜大有撰辑《史学要义》的指导思想之一。《史学要义》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汇编性作品，它以史学名篇名论为标准辑录文章，力求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故该书收录上至西汉下讫明代的历代史评多达篇，收录之多，史无前例。
首先，从《史学要义》内容看，该书包罗自汉讫明之史学现象，内容涉及史学史各个方面。如“综论”部分有：《设史官》、《史官》、《历代史官建置》、《论古史官不专注记》、《史氏流别》、《论作史义例》、《作史法》、《史体有三记事有四》、《论编年纪传》、《论史馆日历状》、《史论》、《论史官助赏罚》、《答刘秀才论史书》、《答韩愈论史官书》、《论史上萧至忠书》、《论史曹》、《与马植论作史书》、《史概》、《读史法》、《正史》、《杂史》等；“正史”的评价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及《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史通》、《古史》、《资治通鉴外纪》、《皇王大纪》、《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续编》、《通鉴纪事本末》、《大事记》、《通鉴前编》、《世史正纲》、《古史》等书及作者的评论；“杂史”的评价有：《战国策》、《汉纪》、《后汉纪》、《人物志》、《续后汉书》、《唐鉴》、《唐史论断》、《南唐书》、《建隆编》、《经世纪年》、《宋元通鉴》、《金小史》、《通典》、《通志》、《路史》、《文献通考》等书及作者的评论。由此观之，《史学要义》是部取材广博的史书。
其次，从《史学要义》辑录史论的体裁看，该书收录的史书体裁有序、论、赞、表、书、疏、跋、传记、事状等，由此说明《史学要义》辑录的史书体例是广博而丰富多样的。
可见，卜大有《史学要义》在资料上广泛摄取，为后世研究史学者提供了诸多原始资料。诚如徐栻所言：“载籍博矣，而义有要焉；得其要义，则会通有机。是学史者，要义尚矣”，这足以说明《史学要义》确实做到了广辑博采，又“得其要”。
从宏观方面看，《史学要义》仅用五卷、篇就将西汉迄明，上下数千年的史评集于一书，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足见卜大有选材之精，取材之“得要”。
从微观方面看，《史学要义》各篇文章，各个观点论述的取材中体现着“博而得其要”的原则。以“会通”思想的论述为例。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观念；南宋郑樵发展了“会通之义”，强调史书编纂遵循会通原则；元代马端临将“会通”思想运用于历史编纂学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探讨典章制度的“会通因仍之道”。司马迁、郑樵、马端临等有关“会通”的论述是中国古代“会通观”的集大成者，卜大有《史学要义》抓住了这三家的“会通观”来构建自己有关“会通古今”的编纂思想和中国古代会通思想的发展脉络。由此说明，卜大有《史学要义》取材不仅广博且能抓住重点、关键。总之，《史学要义》的编辑紧紧围绕“博而得其要”这一主旨展开，该书的取材体现了“博而得其要”的原则。综观上述，“博而得其要”是卜大有强调的史书取材的原则，他要求史家撰史时史料的采摭必须“博而得其要”，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高质详实的史书。
“简而周于事”求真求实是史家著史遵循的原则，一部优秀的史著除了做到真实可靠外，其表述也要繁简得当，史书只有繁简适中，才能更好地反映历史，吸引读者。
卜大有十分重视史书的语言表达问题，他强调史书语言的表达既要真实，且叙述过程中要将繁冗的内容简要化，以求文章表述的简要。认为史家著史要做到“简而周于事”，即要求历史著述不仅简要，事件还必须周详。
卜大有十分重视收录这方面的史评。如他引晁氏之言，赞扬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辑录朱熹之观点，指出胡三省《举要补遗》比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优点在于“其文愈约而事愈备”；又他引宋神宗之说，称赞《资治通鉴》一书“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牍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他用晁氏之说，批评晋史繁冗，“历代之史，惟晋最冗最甚，可以无讥，至于取沈约诞诬之说，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诡异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更为重要的是，卜大有将“简而周于事”的思想贯彻于《史学要义》的编辑实践中。《史学要义》中卜大有不仅善于剪裁、取舍各种史料，而且该书的文字表达也精炼事备。《史学要义》的精炼表现在：一是全书前后贯通；一是载文精炼，遵守文要“简而周于事”的标准。
首先，《史学要义》全书前后贯通。《史学要义》是历代史学史精华的汇编，它通过对西汉讫明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进行分析、归纳，从纵向上探讨古代史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剖析各个时代史学发展的典型代表与特点，仅用篇、五卷就将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史学史贯通连接起来。全书前后贯通，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便于人们系统把握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其次，载文精炼。卜大有辑《史学要义》的过程中针对各篇标立的篇名，筛选出该篇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仅以《史学要义史氏流别》篇为例进行说明。为了达到“简而周于事”的目的，卜大有《史学要义史氏流别》辑录刘知幾有关史氏流别内容时，并未照搬照录。而是对《史通杂述》作了认真的裁剪，从中删、节一些重要的史料，故卜大有将刘知幾《杂述》删剪缩略，相较而言，《史学要义史氏流别》仅用字就将《史通杂述》余字的内容囊括其中，并将《史通杂述》阐述的十种史书记述形式的内容、特点等很好地揭露了出来。由此观之，《史学要义》的编纂过程中卜大有确实做到了“简而周于事”的表述要求。结语综观上述，“简而周于事”是卜大有强调的史书文字的表述要求，他要求历史著述不仅文字简要，事件还必须周详。卜大有将“简而周于事”这一编纂标准应用于《史学要义》的编辑过程中，使得《史学要义》文字的表达简洁明了，主旨突出，为读史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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