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朝时期，幕府文士的创作形式和内容会被哪些方面所影响？——首先，我们要知道，相对于其他群体文人，幕府文人工作与生活有一些特殊性，他们的职业有很多是需要到外地工作的，这影响了他们创作的题材内容和情感基调，同时他们的文化活动中有很多聚会活动，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幕府文士诗歌的创作形式和内容。
幕府文士的工作内容
幕府文士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代笔公文，诸王或年幼、或不善属文，或公务繁忙，方镇幕府与朝廷之间联系的公牍文如章、表等，多由幕府之内善属文的文士代笔，其中以文笔之长受到诸王器重的知名文士有建平王刘景素的江淹、南郡王萧昭业幕府的宗夬、南平王萧伟幕府的萧子范。
除了替诸王撰写公文，一些具备其他技艺的文士，其艺能也会为诸王所赏用。如湘东王幕府的丁觇，丁觇是洪亭地方的百姓，出身贫贱，但是颇善属文，尤其擅长草隶。因为丁觇擅长草隶的特长，湘东王幕府的书、记等文章都使其誊录。
王褒也是因为擅长书法，在幕府之中，也常有笔砚之役。颜之推对于善书这项艺能评价说：“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对于贫寒之士，这是做官的一条门路，但对于高门士族来说，笔砚之役太过辛苦，王褒曾说：“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竟为自己善书苦恼悔恨。
还有擅长丹青的文士，也会被役使，如顾士端曾为湘东王国侍郎，镇南府刑狱参军，顾士端擅长琴书以及丹青，因此常被湘东王萧绎役使，每怀羞恨。这些都是文士在幕府之中因其艺能所被差役的工作。
中国古代有很多文士是动态分布的，形成了独特的流寓迁徙文化或者说客籍文化。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说：“所谓长时段动态分布，是指文学家流动的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这一类的分布主要有以下八种形式：一是游学，二是应试，三是游宦，四是游幕，五是游赏，六是流贬，七是隐居，八是移民。”
南朝时期，进入诸王幕府的文士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游幕，也不完全等同于游宦，可以说是兼具游幕和游宦的特点，因为军府、州府以及王国属吏的官职，一部分是由朝廷任命的，一部分是由藩王自行任命的，或者由藩王推荐、朝廷任命。
南朝宗室诸王出镇制度的确立，多数藩王都是前往各州任刺史、都督诸州军事。只有在朝辅政、任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的藩王，其幕府才会设在建康城内。因此，很多幕府文士是需要到外地工作的，这影响了他们创作的题材内容和情感基调。
其一，幕府文士在京城或方镇送别故旧，“江南饯送，下泣言离”的风俗使幕府文士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送别诗。其二，幕府文士随诸王徙镇，往来于方镇与京城之间，沿途的风景、旅途的辛苦促使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行旅诗。其三，幕府文士在方镇时创作了大量描写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诗。这些作于途中或方镇的诗歌促进了南朝送别诗、行旅诗和山水诗的兴盛。
幕府文士的生活方式
幕府文士在生活方式上追求闲适恣意，据《金楼子·杂记篇》记载：孔翁归解玄言，能属文，好饮酒，气韵标达。尝语余曰：“翁归不畏死，但愿仲秋之时，犹观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杨。有其二物，死所归矣。”余谓斯言虽有过差，无妨有才也。
孔翁归是湘东王萧绎幕府中的文士，其向往的是季春玩垂杨，仲秋观美月的生活。萧绎认为虽然其言语有些夸大其词，但也觉得文士追求这样的生活境界无可厚非。还有湘东王萧绎的谘议参军徐君蒨，有南路徐之称，“饮酒数升便醉，而闭门尽日酣歌。每遇欢谑，则饮至斗。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
这两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极致化的闲适恣意，但是其中对于赏玩风月与宴饮作乐的生活方式却很有普遍性。据《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梁陈幕府僚佐时云：“在府之日，唯宾游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幕府文士在军府的日子里，政务不多，工作之余主要就是宾游宴赏。
在这样的幕府氛围下，藩王也很乐意招聚幕府文士聚会。《南齐书·萧子良传》记载：“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
《梁书·萧伟传》记载：“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竟陵王萧子良和南平王萧伟召集的文士聚会是规模比较大的。
还有一些小型的诗歌唱和活动，如鄱阳王在江州接见徐伯阳时的诗歌唱和活动。《陈书·徐伯阳传》记载：“鄱阳王为江州刺史，伯阳尝奉使造焉，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二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在南朝诸王幕府之中，集聚文士的文学活动，非常频繁，这里仅是列举史书中提及的一些诸王幕府组织的文士聚会。在这样宴饮聚会的活动中，幕府文士自然会应景地创作一些诗赋，比如唱和诗、赋得诗、咏物诗以及咏物赋，这些诗赋丰富了南朝文学的题材。
幕府文人的工作内容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使得幕府文士诗歌创作中有唱和诗、赋得诗、咏物诗等形式与内容，其诗歌中送别诗、行旅诗与方镇景物诗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有具体的论述。
南朝诸王幕府诗人的诗作题材
在南朝时期，诗的题材进一步完备，诗体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唱和诗、咏物诗、赋得诗这三种题材的诗歌或产生于南朝，或兴盛于南朝，诸王及其幕府文士在这些题材诗歌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南朝文学最为兴盛的梁代，在这些题材诗歌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宫体诗这一文学样式，代表着南朝诸王幕府文学的顶峰。
南朝诸王幕府与唱和诗的发展
南朝幕府文士作为诸王的僚属，在幕府期间创作的诗歌，与诸王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应教诗与奉和诗。应教诗是指应诸王之命而作的诗歌，鲍照有《代白纻舞歌辞》四首，据其《奉始兴王白纻舞曲启》云：“被教作白纻舞歌词，谨竭庸陋，裁为四曲，附启上呈”，显然是应始兴王刘浚之教创作的一组舞曲歌辞。
当诸王善属文时，又常与身边的文人诗文唱和，诸王与幕僚文人唱和，幕僚文人之间相互唱和，使南朝诸王幕府之中出现了唱和诗兴盛的局面。巩本栋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唱和诗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时期，代表作品是陶渊明为首的“浔阳三隐”以及南北朝君王臣僚的唱和诗。
可以说，东晋南朝作为唱和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南朝诸王及其僚属是创作的主体。探究参与诸王幕府唱和活动的文士创作情况，对于研究南朝唱和诗的发展很有意义。
南朝诸王与文士的唱和活动
刘宋唱和诗，有诗题十二题，十六首。多是颜延之与谢灵运，鲍照与王僧达，江淹与殷孚等人私下自发而为的唱和，诸王和僚属之间的诗歌唱和，几乎没有。
南齐年间写作的唱和诗有诗题五十题，一百零六首，其中原唱与和诗俱存的诗题有十三题，三十六首；原唱已佚，和诗尚存的有三十七题，七十首。由南齐诸王首唱，幕府文士作和诗的作品有九题，存诗四十四首。
原唱与和诗俱存的只有竟陵王萧子良作《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下作诗》，沈约作《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下作》，谢朓作《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诗》，柳恽作《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下作》，虞炎作《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下作》。
更多是文人和诗尚存，诸王原唱已佚，王融、范云、沈约并有《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沈约有《和竟陵王〈游仙诗〉》、《和竟陵王〈抄书诗〉》《和竟陵王〈药名诗〉》，王融有《奉和〈纤纤诗〉》，王融有《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七首，江洪有《和巴陵王〈四咏〉》九首，谢朓有《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
据文人尚存的和诗，我们可以推测竟陵王萧子良曾作过《郡县名诗》《游仙诗》《抄书诗》《药名诗》，文惠太子萧长懋有《两头纤纤》，南海王萧子罕作过《咏秋胡妻》七首，巴陵王萧子伦作过《四咏》九首，随王萧子隆写过十六首诗。
结语
总的来说，可见到了南齐永明年间，诸王与僚属的唱和才逐渐增多，尤其是竟陵王文学集团的出现，文人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写作唱和诗，将唱和诗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