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名画《巢由洗耳图》在唐代《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中被认为是西晋嵇康所作，在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又被认为是南齐蘧伯珍作。《巢由洗耳图》真迹已经不存，唐宋画史中的记载孰是孰非，至今未有定论。
《图画见闻志》在宋元以来出现多种版本，目前校注《图画见闻志》的学者主要有黄苗子（）、俞剑华（）、邓白（）、米田水（）、王其祎（）等。从时间上来看，黄苗子和俞剑华的校注最早，分别完成于年和年。黄苗子校点依据的底本是士礼居原藏宋刻配元抄本，参校本是明翻宋本和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在黄苗子校注的《图画见闻志》中，笔者发现《巢由洗耳图》作者是南齐“蘧僧珍”，而不是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中的“蘧伯珍”，黄苗子对此未加说明。
在俞剑华校注的《图画见闻志》中也作“南齐蘧僧珍有《巢由洗耳图》”，底本也是宋刻配元抄本。他在“蘧僧珍”校记中指出，“‘僧’，汲古本误作‘伯’，僧珍乃蘧道愍外甥，师道愍之画”。笔者从中了解到：蘧僧珍是蘧道愍的外甥，曾跟随蘧道愍学习绘画；历史上并没有蘧伯珍这个人，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写作“蘧伯珍”是错误的。
年出版的《图画见闻志》（辽宁教育出版社）中，校者王其祎依据的底本是《四部丛刊续编》影印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配元抄本，参校本是明代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但《图画见闻志》中出现的也是“蘧僧珍”，这说明王其祎同样没有采用《津逮秘书》本。
上述学者中，邓白、米田水的校注中采用汲古阁《津逮秘书》本的说法——“南齐蘧伯珍有《巢由洗耳图》”。但米田水并没有严加校正，他把“蘧”写成“遽”，甚至在该处文字注释中，也把“蘧僧珍”写成“遽僧珍”。在米田水的校注序言中，他提到以《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校点《图画见闻志》。邓白校记中注意到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但他说“各家都没有提到伯珍有《巢由洗耳图》”是不准确的。
于此，笔者发现《图画见闻志》所载《巢由洗耳图》的作者归属有两种记载，宋刻配元抄本中是“蘧僧珍”，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中是“蘧伯珍”。从时间上来看，宋刻配元抄本在前，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在后，故黄苗子、俞剑华、王其祎都采用了宋刻配元抄本中的“蘧僧珍”，但缺少令人信服的校记。另外，《图画见闻志》被《四部丛刊续编》收录，而汲古阁《津逮秘书》则被《丛书集成初编》收录。这两套丛书都广为流行，由此造成其中异文的流行。
那么，针对宋刻配元抄本《图画见闻志》中出现的“蘧僧珍”，其他画论中有没有出现呢？笔者在《续画品》《续画品录》《历代名画记》中发现了相关线索。
南朝陈姚最所撰《续画品》中提到，“释僧珍、释僧觉：珍，蘧道愍之甥；觉，姚昙度之子。并弱年渐渍，亲承训勖。珍乃易于酷似，觉岂难负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盖嵇、聂流”。对于《续画品》的真实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凡所论断，多不过五六行，少或止于三四句，而出以俪词，气体雅隽，确为唐以前语，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据此，笔者认为《续画品》所记录信息较为可信。但这里并没有出现“蘧僧珍”这个人名，与“蘧僧珍”比较接近的名字是“释僧珍”。“释僧珍、释僧觉”显然是对出家人的称呼，所以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称为“沙门僧珍”，邓白在注解中也提到“沙门僧珍”。依据《续画品》可知，“僧珍”本不姓蘧，他的舅舅姓蘧。
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出现另一个与“蘧僧珍”较为接近的名字“蘧师珍”，蘧师珍只见于此处。后来，唐代李嗣真在姚最《续画品》的基础上撰写《续画品录》，文中才第一次出现“蘧僧珍”，并置于“中品上”。笔者判断应是抄写错误，“僧珍”的舅舅姓蘧，他不太可能也姓蘧。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出现新的文本内容，首先是关于僧珍的舅舅，“蘧道愍，谢云与章继伯并善寺壁，兼能书扇，人马数分，毫厘不失，别体之妙，可谓入神。蘧始师章，水寒于水”。张彦远引用谢赫的说法，但又多出“蘧始师章，水寒于水”八字，笔者始知蘧道愍曾跟随章继伯学习绘画，且青出于蓝。
张彦远又说到，“道愍外甥沙门僧珍师道愍之画，姚最云：‘嵇、聂之流，与惠觉同品’”。从僧珍、道愍存在甥舅关系的判断可知，张彦远引用了姚最的说法。张彦远注曰，僧珍“有姜嫄等像、豫章王像、康居人马传于代”，这与《贞观公私画史》中记载的《唐居人马图》不同。笔者以为，“唐”乃“康”之误，“康居”是西域古地名，此处有关僧珍画作的介绍，当以张彦远所记为准。张彦远的谨慎还体现在对“僧珍”姓氏问题的处理上，他没有采用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的“蘧”姓说，而是使用“沙门僧珍”的说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原文应是“南齐蘧僧珍”，“南齐蘧伯珍”的说法是毛晋汲古阁校书时的误写，因为唐宋画论中并没有出现这个人名。值得注意的是，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中既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又有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但两书中均出现的“僧珍”，人名没有统一，《历代名画记》中书作“沙门僧珍”，《图画见闻志》中书作“蘧伯珍”，很显然应是存在失校。
关于《巢由洗耳图》作者问题，笔者比对有关古书中的文本时，发现一处行文上的特征。《巢由洗耳图》的作者权属首次出现分歧虽然是在《图画见闻志》，但其根源应追溯到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在《贞观公私画史》中，裴孝源笔下“蘧师珍”与“嵇康”两条记录前后相连，在“右二卷蘧师珍画，梁朝官本”之后，紧接着就是“《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右二卷题云嵇康画，未详，隋朝官本”。这两段文字竖排且不加标点，在传抄过程中极易因下笔先后而导致人名和画作的混淆。
那么，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有没有类似传抄错误呢？笔者以为不但有，而且不在少数。据邓白研究，郭若虚文中存在若干“疏忽”与笔误，有时甚至难以卒读。《巢由洗耳图》作者为“蘧僧珍”这种说法只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其他各家画论都没有提到蘧僧珍（或者蘧伯珍、蘧师珍）有《巢由洗耳图》。笔者据此推测，郭若虚或许就是在转录前人画论内容时，错把《巢由洗耳图》归到了“蘧僧珍”名下。因此，不管是在《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中出现的“蘧僧珍”，还是在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中出现的“蘧伯珍”，其实都是延续了郭若虚的传抄错误，而不是宋、元、明刻书人的失误。郭若虚对《巢由洗耳图》作者的记载是不可靠的，其作者应是嵇康。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中文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吕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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