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周明霞，今天我给大家了解一下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挚虞论赋比兴，颜之推论用事。
钟嵘、挚虞论赋比兴
钟嵘为赋比兴下了定义:
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曰比，三日斌。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享，离言写物，赋也。(《诗品序》)
钟嵘的定义与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基本相类，但不如后者具体，后者论述了何谓赋辞，比辞，兴辞等。但钟峰指出狱强调直书，比兴偏重于喻志、寄意，还是有贡献的。他对如何运用赋、比、兴提出了一些精当的看法: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坂。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类。(《诗品序》)
他认为赋、比、兴三种手法，须参酌交互而用，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他反对专用比兴，因为“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跪也反对只用赋体，因为“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论及斌、比、兴:
赋者，数陈之称也。比者，啥类之言也。兴者，有兴之辞也。
他是偏重于语言形式的角度，给赋、比、兴下了定义。
钟嵘、颜之推论用事
钟嵘反对用事，批评诗人堆砌过多的典故。他说:
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柜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防、王元长等，词不贵奇，兢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度语，语无皮字，拘孪补钠，蠢文已甚。(《诗品序》)
钟嵘的批评很尖锐。当时华靡文风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滥用典故。对这种不良风气进行抨击者不乏其人。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当时文章分为三体，其中之一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值为偶说，唯靓事例，顿失清采。”与钟嵘之观点相类，批评用事过多，致“顿失清采“。
《南史。任防传》认为:“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利。自尔都下之志慕之，转为穿凿。”
关于用事，颜之推是持赞同态度的。他很佩服沈约，因为沈用事贴切、自然。《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记载说:
邢子才常日:“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微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颜氏虽然没有象刘勰那样直接提出用事手法的通用原则，但从上例可见他以“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者为佳，这与刘姆观点类同。同时他对那种以同音比拟或反切的方法来用事者予以批评。如:
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演诗云:“甄庵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澐又飖飏其母。”此虽系古奉，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俏。如此流比，幸须避之。(《颜氏家训，文章》)
此段所举之例即为刘勰《文心雕龙·指瑕》篇所谓“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者。
颜氏也批评了一些与事实相矛盾的错误的用事现象，如
北面事亲，别舅璃渭阳之泳;堂上养老，送兄斌桓山之悲，皆大失也。(《文章》篇)
“渭阳之詠”是秦康公念母之詠。今母在北堂，而别舅时却“摘渭阳之詠”。这是明显地不顾事实乱用事。“桓山之悲”取喻父死而卖子。今堂上老父健在，而送兄却赋“桓山之悲”，也自然是谬误“大失”。颜氏的批评是正确的。
此外，颜氏对当时道听途说、滥用典故、词语的风气也有所针贬:“江南闾里闲，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邵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谓霍乱为博陆，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言食则糊口，到钱贝则孔方，……凡有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所由，施安时复失所。”(《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