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看的第一部书，荒疏一至于此，真不知其可也。书应该是去年买的，不过一直没有开卷，当初买它是因为看了一篇中华书局总经理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文章，里面说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二十四史点校本第一责任编辑，在下向来对这个比较感兴趣，马上买了来，没想到一年多后的今天才匆匆看完。
宋先生从一九三八年到桂林后写日记“于此立愿，永无间断”，所以特别重视日记的写作跟整理，连记日记的纸都是专门的古籍线装纸，并且亲自装订。《日记》记录了宋先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将近三十年的生涯经历，对了解宋先生本人以及写日记当时的时代来说真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宋先生自言中学尚未毕业，看似学历不高，实则他早年跟着朱起凤先生研读中国经典古籍，国学修养极高，他一生的文章事业实起步于此。同时宋先生思想进步，兴趣广泛，积极参与抗战文化活动，现在对他的评价一般说他是一个著名的民主人士，这也是他生命轨迹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下面就根据《日记》所言，简要说一说宋先生的生平经历吧。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是先生在桂林文化抗战救国事业紧张战斗的六年，可是《日记》只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零年八月不到两年的记载。这两年的时光里，宋先生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紧张，他一方面是国名党党政机关中一名行政人员，每天有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让他疲惫不堪，一方面作为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在文化战线上他也出力甚多，包括给大大小小的报章杂志写文章，给重大活动写专刊文章，同时在文史方面他也时常写一些专门的论文，他还是文化供应社的专职编辑，负有组稿编辑之责，还要写文章支持本社发行的书籍和刊物。所以在桂林的那几年里，《日记》中出现最多的记录就是他为某某报章或者刊物杂志写稿，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得急而他准备时间特别短，往往急得通宵达旦才能完成交稿。好在他那时年富力强并且注意锻炼（经常下河游泳），身体还算可以。不然换一般人肯定无法久持。
四〇年的时候国民党当局要他申请入党，他以不能仓促决定的理由拒绝，显然这种行为相当于断了他在国民党当局党政机关中进一步发展的前程。从此他就逐步淡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写文章参加文化活动上来。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宋先生关心时政，积极用世，但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书生，爱惜自己的羽毛，保持独立人格，文章事业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本。加上宋先生性格耿介，对一些人事的看法和态度往往直言不讳，不稍假借，在别人看来不免有些狷介，这些性格上的特点也在他今后的经历中一再体现。
《日记》还记载了一九四五年三月至六月宋先生在昆明的一段生活，这段时期大致延续了桂林时的忙碌，值得注意的是，宋先生是以在英军心理作战室任职的身份前往昆明的，在统一抗战的背景下，这也正常，而且来之前他特别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周总理同意他才来，名义上是在作战室，日常宋先生大多仍是以写稿访友等文化生活为主。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中国文学史简编》，这部书后来还被一个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了，不过在下没有读过这部著作，不过可知宋先生在学术上实在颇具多方面才能，对《史记》的专门研究可能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后来宋先生和一大批知识分子辗转到香港，不过《日记》没有这部分的记录。
接下来就到了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宋先生和叶圣陶等民主进步人士受邀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新中国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届盛会。这个时候宋先生已经是民盟的相对核心的成员了，又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和叶圣陶等一大批人从香港辗转北上，就是为筹备成立新中国，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人选名单问题，名义上由各团体党派提报大会，审核后确定正式名单，因为是第一届，相对来说更慎重，名单会有些变化，有些开始还在名单里面，不几天就刷下来了，这就很尴尬了。民盟的名单很久才初步确定，宋先生知道里面有他，开始还比较镇定，结果看到有的人被刷了，就不免疑神疑鬼起来，有些会议没有喊他参加，他甚至怀疑自己就被刷了，等到最终名单定下来确实有他，这才放下心来。有个人名单上一开始就没有他，结果呶呶不休，硬是要有关方面把他的名字列入在内，太幼稚了，这么重要的会议，参会人员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充分酝酿后再定的，名单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么点领会力都没有，政治智商着实堪忧。不过宋先生也对自己这么热衷名单，为这个提心吊胆很是可笑。归根结底就是自己好名太甚，总怕要是选不上，自己面子过不去，哈哈，知识分子好名，真是由来已久啊。《日记》里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对我们不了解相关组织运作程序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曾广了见闻吧，哈哈。另外关于本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包括国旗国歌等的确定，宋先生都在日记里面做了详细的记录，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段比较生动的记录吧。
除了参加民盟跟政协的会，这段时间宋先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新中国编写语文课本，当时各大学校用的还是建国前课本，早已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当时他负责从小学到高中各学年的语文课本的编辑事宜，事关千千万万的学生，编选什么样的文章进课本真是颇费踌躇。有时候还需要自己操刀写文章。当时新学期已经快开始，时间紧任务重，宋先生领导的语文组说实话力量比较薄弱，用他自己的话说能编辑的人选除了他自己只有另外一个同事还行，其他人能力还不够。而且为了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课文编辑组又与高校文学院教授通力合作，力求使新中国的课本精益求精。可以说宋先生在这方面贡献了极大的力量，从一九四九开始，到一九五一年离开北京回浙江，编辑课本是宋先生最核心的工作，也是他最大的成绩。这期间与他往来最密切的要属叶圣陶先生了。宋先生与叶先生是一生的挚友，宋先生很佩服叶先生的学问，遇上文章上的难题总是去找叶先生请教。两位先生为新中国的教科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段时间宋先生也可以说是重操旧业，重新当起了编辑，不过以前编的是刊物，现在是课本。
有件事对宋先生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影响，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委任宋先生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的任命。他的北京编书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浙江是他的故乡，回浙江就任省府委员后先生又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文史馆馆长，同时也是浙江民盟的核心领导人，一下子步入政坛了，同时由于身兼数职，经常要参加数不清的会议，每每发出“天长地久有时尽，开会绵绵无绝期”的浩叹，不过也可以饱览西湖的胜景了。虽然几乎每天疲于应对纷繁的行政事务，但宋先生也没有疏于文史方面的研究，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生活上也相对来说较为平静。
时间转眼来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导致宋先生乃至宋家重大转折的事情，就是宋先生被打成右派了，日记里面没有说明具体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当然这种事情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原因，但根据《日记》附录宋先生家人的说明，他被划成右派的原因据说是批评过某些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这真是犯了大忌。从此宋先生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生命可以说是被扼杀了，虽然还参加政协等会议，但不过是个边缘人物，有时甚至还是被批判的对象，被揪出来要求做检讨，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还饱受人身攻击，宋先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友人白眼，政敌污蔑接踵而至，他被打击的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只能苟延残喘，俗称“夹着尾巴做人”，想想从五一年回浙江至今，堪堪七年生涯，回乡之时哪里能预料到这种境况，宋先生回首这一切，写成“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一“悔”字总结这几年杭州生活，可谓惨矣！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没有放弃“名山事业”，他所说的“名山事业”就是指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学术研究。在被打成右派后，宋先生对社会事业已经心灰意冷，他把他的热情放在《史记》研究这一件事情上来，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写成《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并且着手收集参考书，他的文史研究不是科班出身，完全是凭借他深厚的学术积累来做这样一份在《史记》研究史上足以名垂后世的工作，他的好友马一浮先生听了他的研究计划后，称“这是一部不朽的大著作”。此时恰好国家领导人指示相关部门整理包括《史记》在内的经典古籍，宋先生的《史记》研究计划被主持古籍整理的朋友看到后，决定调宋先生进中华书局从事《史记》点校整理工作，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宋先生举家迁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的校史生涯。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六六年，宋先生先后完成了《史记》《后汉书》的点校，同时复核过《梁书》《南齐书》《陈书》等史籍的校勘，他工作起来相当勤奋，有时候因为工作太晚，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有。这是宋先生难得的一段平静时光，特别一九六〇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感觉生活总算可以正常，不用戴着思想包袱了，哪里知道一九六六年一场更大的风暴在等着他。
宋先生生于一八九七年，文革发生时已经年近古稀，还没有完全从右派的阴影中走出来，面对造反派要求写大字报揭发同人的时候，宋先生开始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事，随着文革的深入，宋先生的大字报越来越有所谓战斗意味了。中华书局的领导金灿然，赵守俨早就被揪出来批斗了，宋先生当然无法退避，也写了他们两个人的大字报，有一天坐公共汽车，宋先生在车上碰到了赵守俨先生，两位先生之前生活上是好友，工作上是相互尊敬的学者，现在都是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帆船，不得不说着一些违心的话，宋先生写过赵先生的大字报，在车上碰到赵先生，赵先生依然给宋先生让座位。文革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灵创伤，实在是刻骨铭心。身边同事好友自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工作单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们天天被抓游街，一切都颠倒了。
“十五日，上午学习《十六条》，萧项平参加我们这个组学习。工间操后，个人准备斗金灿然的发言稿。下午，斗金灿然。晚上，组内有六位同志跟大伙儿结队乘卡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去了。留在组内的同志，各人谈谈自己准备好的斗金灿然的稿子。阿庄来。”这是《日记》中留下的最后一条日记，接下来就是极端残忍的岁月。宋先生在这样的岁月里消耗了他仅存的气力，一九七九年，宋先生走完了他不算平淡的一生。
宋先生归根到底，是一个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相当具有代表性，为那些他经历的特殊年代留下了真实而细致的记录，他的日记不仅仅是一人生活的记录，同时也是一代人的生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