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古说古珠第四十一篇魏晋风度以及玄学对

魏晋风度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人物,被认为是真正的名士风度。他们轻裘缓带,不鞋而屐;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烟云水气,风流自赏。长期的战乱离愁使得曹操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警如朝露,去日苦多”,鲁迅形容魏晋的空气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种对个人生命的哀愁和思考唤起的是个人价值的觉醒,玄学集中反映了这种哲学。玄虚的哲学观带来的是“率性自然”的审美,自然才是“众妙之门”,在视觉上是虚灵化了的形象,无须刻意修饰和周折繁复,人和自然都是性灵化的,过度的修饰都不符合率性自然的原则,于是装饰品退为最简约的背景。

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装饰,毕竟装饰品是最能表达意义的形式之一,哪怕是尚简的意义。在曹魏时期被王粲规定下来的玉佩样式,两晋、南朝甚至北朝都有出土的资料,其中作为玉组佩擎领的云形佩和玉璜这样的组件,贵族墓中出土多是青玉或青白玉,这与朝纲舆服制度相符(图)。《晋书與服志》规定的是天子“佩白玉,垂珠黄大旒”《南齐书舆服志》又有“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可知白玉是天子所用,其他贵族和官员一般用青玉或者玉质更差一些的“黑玉”。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南京周边和其他地方出土的两晋贵族玉佩多是青色或者青白色,它们都非天子至尊的用玉等级。《晋书舆服志》说天子“垂珠黄大旒”,“旒”在《尔雅》中有两种解释,一是(旗帜上的)飘带,一是悬垂的珠串,我们取后一种解释,知道天子佩的白玉组佩上悬垂的是“珠黄”,珠子肯定是白玉的,黄(璜)也该是白玉的(图)。虽然朝纲规定皇帝的玉佩都是白玉制作的珠和璜,冠冕上也悬垂白玉珠,但《晋书舆服志》记载了一段有趣的皇家珠玉装饰。说魏明帝(曹魏的第二任皇帝曹睿)“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而且直到晋初仍旧沿用不改;晋王室南渡以后,冕饰仍是“以翡翠珊瑚杂珠”。由于魏明帝偏好女人装饰,将自己皇冕上的白玉珠改成了红色的珊瑚珠,这在现代人眼里也多少有点游戏的味道,何况礼仪尊卑的古人。直到宋代,皇家《舆服志》中还在批评这种审美,“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余,岂足为圣朝道哉”。珊瑚翡翠纵然好看,但确实不合先朝礼仪和含蓄的审美,于是东晋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由于晋室南渡以后,丝路阻断,玉料难得,但是玉珠仍可以用璇珠代替而不必是艳丽的珊。可见直到东晋时,皇帝的冠冕才又改用白玉珠或者白璇珠的。据《隋书·礼仪志》引萧骄子云:“白,蚌珠是也”,珠即蚌珠,自东晋成帝以后到南朝,因美玉难得,便以蚌珠代替白玉珠。

图南京仙观东晋时期高崧家族墓出土的玉组佩。青白玉。由云形玉佩2件、玉璜2件、梯形玉佩1件、玉珠2粒共7件组成,另有数量不等的水晶、琥珀、绿松石和玻璃珠等穿缀其间。出土位置在墓主人的右侧。其穿缀方式合乎王粲创建的组佩形式,即最大一件云形玉佩作为提领,中间悬垂小云形佩,下接梯形玉佩;两边分别悬垂玉璜各一,下接玉珠,玉珠个体较大。佩戴时,悬挂在腰带上,垂于一侧,行动中玉珠与玉佩相碰,发出悦耳的“玉振之声”。南京市博物馆藏。

图晋武帝司马炎戴垂十二流白玉珠冠冕图。唐代立本绘“历代帝王图卷”,局部。阎立本绘有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周武帝宇文邕,均头戴十二皇冕,垂白玉珠。《晋书舆服志》记载:“(天子)冕,皂表,朱绿里,广七寸,长二尺二存款,加于通天冠上,前圆后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流,以朱组为缨,无缕。”这种制度与之前在《后汉书與服志》中的制度一致。

虽然魏音名士强调的简约通达被后世看作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但这并不是说尚简就是尚无,况且“珠玉”的审美价值在古代中国是根深蒂固的概念。南朝刘义庆著有《世说新语》,其中《容止)一信写到一则有趣的故事:“票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珠玉不仅与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关,甚至用于形容面貌英俊风姿绰约的人物,这种文学比喻在中国古代文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后来上千年的中国文学描写都难有不提及珠玉的。在两晋,另有一种比之玄学的放逸的人生态度,是两晋哲学的另类注解。西晋的石崇(石季伦)是奢侈骄纵的极致,时人谓“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如瓦砾,积如类土”。石崇曾是西晋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拾遗记》说他“于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风至铿锵,和鸣清雅”,这种将珠玑玉佩串成帘子挂在门楼上的奢侈行为的确招摇,以至于引得晋武帝司马炎暗中与他斗富。直到清代《题红楼梦》绝句中还有“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的句子。《拾遗记》还记录他有爱婢名翔风,擅长靠听声音辨玉质,能肉眼识别黄金的成色。石崇曾使翔风按照她的意愿分派金玉给工匠,制作“倒龙之佩”和“凤冠之钗”,让家中艺伎通通戴上,日夜歌舞。

故事反映出来一个不同的背景是,像石崇这样的世族大家都有自己私营的手工作坊,这些作坊和工匠的國积,使得工匠部分地自由化。到魏晋和南北朝中期,以前的百工、伎作户逐渐成为“番役工匠”,即长期服役的制度逐步为番役制度所代替,工匠除每年上番时在官府作坊劳动外,还保留了属于自己的部分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部分自主化意味着手工艺品能够作为商品出售而非王室和贵族专有,这也是珠玉从上古的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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