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绎(-)，字世诚，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自号金楼子，梁武帝第七子。自幼聪悟俊朗，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冠绝一时。初封湘东王，大宝三年(),平定侯景之乱后，即位于江陵，称梁元帝。在位三年，为西魏所擒，被杀。《隋书·经籍志》著录《梁元帝集》五十二卷、《梁元帝小集》十卷。原集已亡佚，明人辑有《梁元帝集》一卷。另有清人辑本《金楼子》六卷。
金楼子立言(选录)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古人之风也。修天爵以取人爵,获人爵而弃天爵,末俗之风也。古人之风，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风,孟子所以扼腕。
然而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奏章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变通，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
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至如彖、系、风、雅，名、墨、农、刑，虎炳豹郁,彬彬君子。卜谈“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详,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
《金楼子》主要论述历代盛衰治乱兴亡,其中《立言》篇讨论文笔区分问题，表达了萧绎对文学特征的看法，是南朝后期在理论上辨析文章体制的重要文献。
随着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繁荣,古人对文章体制特点的认识也逐渐深人、精审。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泛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章学术。汉代,辞赋、散文创作日益繁荣,文学作品的地位有所提高，人们对文学的特征也有了认识,开始用“文学”(或“学”)来称学术,用“文章(或“文”)来称文学，二者逐渐分野。
对文学作品审美特征的认识，到魏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曹丕和陆机分别提出了“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强调文学作品的情感特征和艺术形式之美。到了六朝,由于声律说的兴起和文体分类的进步，“文章”的概念又进而发展为“文”与“笔”之分。《南史颜延之传》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今天所见将“文”、“笔”对举，以概括两类不同文体的最早资料。
刘宋初年人们已习惯将文章分为“文”与“笔”两大类,并且以有韵和无韵作为区分的标准。东晋初年，“文笔”对举，文章之目，“别立两名”。这时，人们一般都从文章的形式人手，以有韵和无韵作为区分
“文笔”的标准。经过宋、齐、梁三朝文学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文学作品审美特征的认识也随之深化，由此带来“文笔”区分的新观点,即逐渐由以往仅从形式上有韵和无韵来区分“文笔”，进一步着眼于文章性质和特点的差异。
《金楼子立言》中的有关论述,正是这一文学思想发展的集中体现。关于“文”的情、采、韵三个特点，在魏晋文论中分别有所反映，并非萧绎的独创。然而，萧绎将这三个特点放在一起集中论述,则大体上代表了六朝人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总看法,同时也反映出萧绎具有很高的理论概括能力和艺术欣赏水平。再者,萧绎对“文”的情、采、韵的三个特点的论述，是与“笔”相比较而得出的,这就突破了以往仅以有韵和无韵区分文与笔的界限，从而在理论上丰富了“文笔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