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银行雏形——柜坊
金融，一个十分新潮的名词，它关系着银行与货币的活动，串起了生产、交易与生活的链条，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属于现代文明的便利。中国古代一直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我们很难想象曾经的商业繁荣是何种情形，更不会将其与金融联系起来。然而在唐代国力雄厚、经济活跃，商业贸易活动频繁，且交易的数额扩大、交易区域扩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最早的银行雏形——柜，并随之产生了贷款与汇兑业务，又反过来刺激经济继续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银行雏形：柜坊
古代采用的货币主要为金属货币，《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汉代发行的五铢钱沿用了七百余年，经历分裂的南北朝与隋末改朝换代，通货混乱，直至唐定天下，局势稳定后整改经济，发行“开元通宝”钱，分为铜制和金银制。
据史料记载，一枚钱的重量约为3.9-4.2克，以此计算每贯钱（约现代元）就重达七八斤，商人出行时负担沉重，极为不便，也存在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考虑着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存放现金呢，还要在交易时方便取用，逐渐就产生了柜坊这种机构。
在《广异记》中，三卫来长安卖绢，“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这里的西市就是玄宗年间的大唐西市。温庭筠的小说集《乾馔子》中有《扶风窦乂》的故事，长安城有一位胡人名叫米亮，富人乂常常给予援助，米亮告诉乂有小宅出售的消息，乂说“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此时的柜坊就履行着存钱柜的职能，商人在交易前将钱款暂时存放，等谈好买卖再去取钱提货，同理，如果卖方暂时不好处置现金也可以暂存于柜坊，这样就可以避免商人因为一笔交易而被大把钱款缠身。
此时的柜坊就履行着存钱柜的职能
《文武两朝献替记》记载了在文宗太和年间“两市不锁钱柜”的太平盛世，意指民风淳朴、社会安定，银行都不用安保，虽然是夸张之词，但也说明了东西市都有钱柜存在。唐德宗建中三年，为筹集军费，勒索富商大贾，“少尹韦慎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贯”，此僦柜指的就是柜坊，可以窥见柜坊的存款量还是相当大的。
除了专营的“银行”，一些店面也“兼职”做柜坊的生意，在《续玄怪录》中，一位走投无路的可怜人得到一位老人的帮助，老人让他去西市波斯邸于规定的时间支取一贯钱，波斯邸就是由外国商人经营的商铺。《广异记》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张某给好友李某一顶旧草帽，让他“可持此诣药铺，取三百千贯钱”，这表明药铺也可以存取钱款。
唐代的柜坊基本上都是私人经营，并没有形成连锁，而且交易形式也比较原始。一般雇主和柜坊约定好一件信物，可以贵重也可以廉价，也可以是手写的书信或帖子，主要是有标志性特点，取钱时验证之后方可提款。
同时，关于柜坊的性质，学界仍有争议。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倾向于将柜坊视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但实际上，此“银行”并不会产生利息，存款方还要支付保管费给柜坊，所以更类似于信托业务，同时因为记载不多，无法还原其经营、运作全貌，总体上与更晚的“钱庄”有较大差距，仅仅可看作银行的雏形。不过柜坊确凿属于金融机构，并为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开了先河，极大地促进了经济飞跃，其积极意义不容忽略。
将柜坊视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
高利贷鼻祖：
质库的由来更为久远，可追溯至南朝时期，不过这一阶段的质库仅与佛寺关系密切，主要是当铺的功能，别名“长生库”、“质肆”。因为南朝佛教盛行，人们都在佛寺典押物品，获得融资，寺庙还会将盈余用于布施。《南史·甄法崇传》记载，孙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芒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即他以一束苎在寺庙当钱，赎回时发现多了五两钱。
唐朝之后，中央集权稳定，经济繁荣，商贸活动活跃，此时质库更加普遍，经济发展的昂扬形势大大促进了当铺行业的兴旺，也刺激了高利贷这一产业的发展。不光寺院，高额的利润吸引富商豪贾的投资，很多达官显贵也会以个人名义开办质库，连朝廷也用公款办“徽柜”，以增加收入，从而形成官办、民办、僧办并存的局面。
质库是一种借贷机构的雏形，提供定期、有息借贷，债务人要拿出有一定价值的物品作为抵押，然后请人作保，才能借到现钱，之后在一定期限内缴纳定额利息，如果借款到期后无力偿还，质库就会将抵押物品变卖。不过唐律中规定，“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有剩利还之”，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借债者的利益，质库方在卖了客户的物品之后，扣除客户应该还的款项外，还必须将把剩下的钱再还给客户。
抵押物品变卖
唐朝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解决民间的债务纠纷，欠债不还者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如坐牢、“身折酬”；而借债人逃跑，也会导致原先的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民办的当铺一般规模较小，交易面额很小，一般面向底层百姓，供贫寒之人搜罗家什变卖以解决一时之需。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当铺账本可以看到，小本买卖的当物大多是衣服、织物等物品，最廉价的质物是一条“故白绫领巾”，仅值20文，同时的一斗米都需要三四千文钱。
由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开办的的官办当铺和富商大贾经营的当铺，其规模庞大且客户都是有钱人，贷款利率相当高，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一方面质库服务于商业活动的钱款周转，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没落贵族会在质库典当祖产，换点钱花，如魏徵的玄孙曾将魏徵宅的房契拿到质库换钱，但后来越来越穷，无力赎回，导致祖宅被变卖，流落他家。唐德宗还规定，向质库机构收取它们资本金的25％，这就是对当铺行业进行的税收制度，作为朝廷的财政收入。
支票的老祖宗：飞钱
中唐以后，钱款的交易更加频繁，又催生出更为高级的飞钱，亦称“便换”、“便钱”，实质上是一种汇兑业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经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可见飞钱是为了方便异地取钱，是一种带有汇兑性质的凭证。
飞钱是是一种带有汇兑性质的凭证。
飞钱产生的背景与宪宗年间的通货紧缩有关，因为大肆兴造佛像，铜的消耗量骤增，而商业流通中的铜钱减少，因此出现“货轻钱重”的现象。各行政单位为了保证本土铜钱的交易需求，便禁止携带大量铜钱离开。同时，跨地域的长途贸易越来越多，尤其是大宗茶叶的交易商，商人们辗转多地，随身带着称重的铜钱实在不方便。
在双重作用下，异地存取钱款的业务就出现了，“飞钱”则是一种票据，飞钱的存取中心在长安，有官办和私办两种形式。
如赵璘《因话录》所介绍的，“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赉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商人们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进奏院（相当于现代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一类的地方），有的官员家也提供这项服务，然后取出一牒券，分为两半、可以拼合，类似虎符，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一半由存款处保管，另一半由商人携带，在相关地点就可以凭此牒券异地取回钱款。
开始飞钱的使用的区域主要在江淮两浙一带，后来扩展到蜀中地区和北方地区，及一些大都市如扬州、广州、成都等。飞钱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提升了商业交易的效率，逐渐从商人间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政府在收取榷场税收时也会采用这一形式。受到飞钱的启迪，北宋在茶、盐交易中采用“交引”这种证券，并为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推动交子的产生。
飞钱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
总结
唐朝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商业活动兴盛，带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长途的商业交流越来越普遍，必然要求大量的、远途的钱币交易。这种繁荣的盛况倒逼了相关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在商业领域出现的银行雏形、高利贷雏形及汇兑业务都相当超前，与此相伴而生的商业、债务法律条款也逐渐完善。
之后，这些与经济相关的机构与业务也方便着国家政治、人民生活，应用范围不断扩展，从而全方位地改变了唐代的经济，并为宋代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头阵。
参考文献：
1、《论唐都长安的金融业》
2、《飞钱的产生与消亡》
3、《柜坊对唐代商业发展的影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