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修撰，既受时代背景的约束，也掺杂了修史者的个人情感。因此对史料的运用，需要慎之又慎。
陈寿在《三国志》中曾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不记录人事），灾异靡书（不记录灾异）。--《蜀书后主传》
此话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蜀汉不设史官，因此导致史料记录残缺不全；也侧面解释了《蜀书》篇幅短于《魏书》与《吴书》的原因。
注：《魏书》共三十卷，《吴书》共二十卷，《蜀书》共十五卷。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三国志》，便会发现陈寿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比如《后主传》曾提到“景耀三年，史官言景星见”；明确使用了“史官”二字。《蜀书》中也有大量关于星象与异象的记载，可见“国不置史”是假，“灾异靡书”也不为真。
本文想就蜀汉“不置史官”的记载问题，试论一二，剖析时代背景，论述事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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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不置史
“史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一般印象中的史料记录工作，同时也要兼顾天象变化、历法制定、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工作内容涉及到“历史记录”者，彼时有太史系统、东观系统、兰台系统以及秘书系统。
东观与兰台，可以简单理解为帝国图书馆与档案馆；秘书系统出现较晚，东汉初设旋废，至魏文帝时，始重新设立。
由于《三国志》中没有“职官志”或“百官志”，因此想要复原魏、蜀、吴三家的职官制度并不容易。曹魏的制度尚可以通过《晋书》、《宋书》、《通典》等后世史料加以推断，蜀汉的职官系统则相对模糊。换言之，“国不置史”的解释，并非仅有一种。
如果以“史”的字面意思推断，陈寿所谓的“国不置史”，有可能是指“太史”。
太史系统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观测星体运动来预测王朝运势，也兼顾符瑞谶纬一类的政治预言。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续汉书百官志》
比如兴平二年（）献帝东奔，太史令王立便用“太白犯牛斗，荧惑守北河”等说辞，劝刘协改易道路。太白即金星，荧惑即火星，实际是太史官利用星象变化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张璠《汉纪》
太白犯牛斗，荧惑守北河建安元年（）曹操领兵入洛，迁都许县。王立又说“金火交会，革命之象”。
（王）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张璠《汉纪》
可见太史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其实更接近天官、历官。
汉延康元年（），东汉太史丞许芝，也曾用“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等符瑞谶纬之辞，劝曹丕代汉自立。
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献帝传》
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更需要兼顾星象、历法、谶纬等内容。
不过从可见史料看，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蜀书》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
比如景耀元年（），成都观测到景星；再比如延熙十四年（），费祎自汉中还成都，术士表示“都邑中无宰相位”等等。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蜀书后主传》
（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蜀书费祎传》
术数理论中，天宫的星宿对应着下界的帝王将相，所谓“无宰相位”无疑也与天象有关。
至于“灾异”的相关记载，在裴松之的校补引注中也颇有涉及，可见亦有相关的原始资料。
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汉晋春秋》
由此可知，蜀汉政权中明显存在天官与历官，这便严重动摇了“国不置史”的可信度。
②注记无官
陈寿曾提到蜀汉“注记无官”，即负责“实录”或“起居注”工作的史官，是不存在的。
实际情况，却也并非如此。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陈寿本人的仕宦履历。
《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这是负责管理皇室文书档案的职位。
（陈寿）初应州命，卫将军（指姜维）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大同后（指天下统一），察孝廉，为本郡（指巴西郡）中正。--《华阳国志》
东观是一所位于洛阳南宫的文化机构，负责贮藏档案、典校文书，后来演化为宫廷典籍管理处的代名词。
东汉初年，班固曾在东观撰写《汉书》，同时着手修撰东汉国史《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的修订工作，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文豪蔡邕曾负责其收尾工作，结果因为党附董卓而被王允处死（），大业未竟，遗恨千古。
（蔡）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王允）收（蔡邕）付廷尉治罪。--《后汉书蔡邕传》
蔡邕修撰《东观汉记》，未成而死按《华阳国志》的行文顺序，陈寿出任东观秘书郎，事在姜维主政时期。换言之，陈寿出任的乃是蜀汉的史官。
东观与兰台，作为掌管一手资料的档案文库，必然充斥着各类原始资料。实际就《蜀书》的撰写方式，可以清楚看到，蜀汉早期人物事迹详实（关张马黄赵），晚期人物一笔掠过（吴壹、吴班）甚至匿而不表（句扶、高翔）。
考虑到关、张等人的活跃时期，与陈寿所处的时代相距甚远；陈寿能够清楚记录他们的事迹，无疑说明蜀汉留有丰富的一手或二手史料，可供史官参考。
吴平后，（陈）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华阳国志》
陈寿既然能够“鸠合”三国史，那他修史时便“必有所本”。王沈《魏书》、韦曜《吴书》无疑在其中。照此推断，《蜀书》的修订，也必然有现成的参考资料。
那是否能够这样假设：即蜀汉虽然有太史、东观系统，但太史只负责星象灾异的记录，东观只负责原始档案的保管，却没有相应的注记官呢？
这个猜想也不对。
蜀汉景耀三年（）与四年（），刘禅曾主持“英烈追尊活动”，给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赵云等人追谥号。
（景耀）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蜀书后主传》
景耀三年，刘禅追谥蜀汉元勋按蜀汉灭亡于景耀六年（）的历史背景看，刘禅此举，无疑是蜀汉崩溃前夜的一次“文化凝聚运动”；但也能侧面说明，蜀汉存在注记官与文书官。
理由很简单，谥号是帝王将相的盖棺论定，追何种谥号、取何种字样、给予何种评价，均需要以人物的生平事迹做考量。
比如关羽的“壮缪”谥号，亦褒亦贬，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撑，是不可能给出如此精确的字眼的。
追谥（关）羽曰壮缪侯。--《蜀书关羽传》
注：壮通庄，为美谥。屡行征伐曰庄，兵甲亟作曰庄。缪为恶谥，名与实爽曰缪，即名实相悖。
不难想象，陈寿所在的东观系统，必然深度参与了此次追谥运动。因此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一员，却信口胡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很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③“国不置史”反映的历史背景
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一员，却硬要说蜀汉“国不置史”，如此漏洞百出的谎言，必然存在行为动机。
由于年代久远，对陈寿彼时的真实想法已经难以推测，不过仍然可以略析一二。
应该说，这与时代背景和陈寿的私德有关。
（1）时代背景
蜀汉灭亡与东吴灭亡大不相同。蜀汉灭亡时（）魏朝尚在。伐蜀的发动者司马昭，其本意是借伐蜀的功勋，消弭自己的弑君大罪（高贵乡公之死），顺便借此战功，自作家门。
事实上伐蜀同年（），司马昭便接受了魏朝赐予的“晋公”，翌年（）又升格为“晋王”，正式开启篡代行动。
钟会反于蜀，为众所讨；邓艾亦见杀……己卯，进晋公（指司马昭）爵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魏书陈留王纪》
不料灭蜀翌年（），钟会与姜维便在成都发动叛乱，几乎扰乱了司马氏的篡魏进程，司马昭也在平叛翌年（）死去。
钟会之乱翌年，司马昭死蜀汉遗老，因此被称作“好乱乐祸”之徒，被集体迁徙到河东、河南地区，成为了地位卑下的政治囚徒。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张）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晋书张载传》
按蜀人文立的上疏，可知最晚在西晋泰始五年（），蜀汉绝大部分官僚便已沦为“厮剧”，即重体力苦工。此时距离蜀汉灭亡，不过六年时间。
（泰始）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华阳国志大同志》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关、张、马、黄、赵等早期人物的记载相对详实，但参与北伐的高翔、句扶、吴壹、吴班、阎晏、袁綝、上官雝等人，却记载寥寥、甚至完全失考。
彼时的诸多“事迹失考者”中，也包括了陈寿的父亲。陈父曾出任马谡参军，最终却连名字都散佚了。
（陈）寿父为马谡参军，（马）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晋书陈寿传》
对西晋而言，蜀汉的北伐者，实际是魏晋两朝的共同敌人，因此确实不宜加以过分渲染，索性略过不表。“国不置史”的谎言，也就这样被杜撰出来。
（2）陈寿的个人品德
陈寿的私德，颇受讥议。他修史时，偶尔会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陈寿喜好“搬弄是非”或“颠倒黑白”，而是说陈寿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物，往往记载得十分疏阔甚至干脆略过不提。
《晋书陈寿传》曾记载陈寿向丁仪后人索贿，在遭到拒绝后，不替丁仪立传的故事。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晋书陈寿传》
关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学者存在争议。但在《三国志》中，不仅是丁仪兄弟没有被陈寿立传，连丁仪的父亲丁冲都不见记载。
丁冲是曹操的同乡好友，也是建安年间（-）的首任司隶校尉，还策划并参与了“献帝东迁”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的人物，在《三国志》中竟然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可知无疑是陈寿刻意为之。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丁）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指天子）……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丁）冲为司隶校尉。--《魏略》
学者方诗铭，在《三国志为什么不写丁冲》一文中，也曾提到丁冲的事迹失载与陈寿有关。可见陈寿其人，虽称良史，但也并非完人。
这里为什么要谈到陈寿的私德问题呢？因为“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责任，被陈寿推给了诸葛亮。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蜀书后主传》
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前文已经详细论证，蜀汉并非不置史官；可知陈寿将此事推给武侯，存在深刻的历史原因。
简而言之，即陈寿与诸葛父子关系不睦。
诸葛亮秉政时，陈寿的父亲是马谡参军，被连坐下了大狱，受了髡刑（见前文引注《晋书》）。陈寿后来做了姜维的主簿（见前文引注《华阳国志》），因为姜维与诸葛瞻不睦，陈寿又被诸葛瞻所怠慢。
（诸葛）瞻曰：“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元和郡县志》
诸葛瞻又轻（陈）寿。--《晋书陈寿传》
从个人情感上看，陈寿对诸葛亮应该是存在抵触心理的，他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貌似客观，其实隐隐贬低了诸葛亮的军事才干。
然（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蜀书诸葛亮传》
（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晋书陈寿传》
实际在魏国统治阶层眼中，诸葛亮“号为剧贼，无岁不征”。如果诸葛亮真的“奇谋为短”，不可能引起魏国高层的畏惧憎恶。
是时，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孙资别传》
《蜀书诸葛亮传》的写作背景比较特殊。葛氏虽是“魏之剧贼”，司马炎对他却十分推崇，甚至多次赞美其才干。《诸葛亮集》也是在此背景下被编撰的。
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武）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指诸葛亮）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汉晋春秋》
陈寿虽然对诸葛亮存在非议，但并不敢违逆司马炎定下的修史基调。《诸葛亮传》中的“陛下迈纵古圣，虽敌国诽谤之言，无所革讳”，其实就是陈寿借此向统治者“示忠邀宠”。
伏惟陛下（指司马炎）迈纵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陈）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蜀书诸葛亮传》
司马炎盛赞诸葛亮，欲“得此人以自辅”因此在《诸葛亮传》中可以看到两种情绪，一种是司马炎的正面定调，另一种是陈寿的个人私情。
在此背景下，“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弊端（或谎言），被陈寿推诿给诸葛亮，也可以视作修史者私人情感的体现。
④小结
蜀汉的史官问题，历代学者多有论述。刘知几、刘咸炘、金毓黼、梁章钜、卢弼等人对此均有探讨。他们无一例外，均表示“国不置史”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至少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陈寿）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也。--《史通》
《季汉辅臣赞》所颂述，皆当时可传之人，承祚（陈寿字承祚）自注多云“失其行事，故不为传”，评语所谓“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者，此也。刘（咸炘）说为允。--《三国志集解》
陈寿作为蜀汉的东观秘书郎，却硬要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确实一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行为。
以陈寿的才智来看，他的行为背后，当然存在不得已的原因。
其一是免祸自保。
西晋初年，蜀地叛乱（）的影响尚未消弭，因此对于蜀汉中后期参与北伐的将领，大多略而不表，借此避免争议。
陈寿在《魏书》中刻意略过了丁谧、文钦、李丰、邓飏、何晏等敏感人物，不予立传，也是出于相似原因。
其二便是陈寿的私人情感。
陈寿对诸葛亮的情感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尊敬诸葛亮，另一方面他也抵触诸葛亮。在晋武帝的要求下，《诸葛亮传》当然要按正面基调书写，但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私人情绪。“国不置史”的责任被推诿给诸葛亮，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负面情绪的外在体现。
不过无论如何，“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都是彻底的谎言。因为蜀汉方面的史料，除了陈寿的《蜀书》（或称《蜀志》）之外，同时代还有陈术的《益部耆旧杂记》、王崇的《蜀书》以及谯周的《蜀本纪》，其中谯周还是陈寿的老师。
注：《益部耆旧杂记》一作陈寿所撰，未详孰是。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晋书陈寿传》
换言之，如果没有充足的原始资料，是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如此繁多的“霸史”或“地方志”的。
东晋时又有王隐的《蜀记》以及常璩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中涉及到的大量人物，均不见于《蜀志》，可知是陈寿刻意略过不表。
概而论之，对蜀汉史官问题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三国时代的历史背景；也侧面反映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贤者不能免也。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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