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百官没有俸禄，这与鲜卑拓跋族早期社会发展乐有关。从拓跋珪建立北魏以后，拓跋部虽然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但还残存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制度方面，落后的因素更多，百官没有俸禄正是过去以游牧经济为主，处于奴隶制阶段的反映之一。这不单是拓跋部如此，在十六国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确立俸禄制，一部分官吏生活清贫。当然，衣食发生困难、家属要参加劳动的官吏毕竟是极少数的，且大多是文官和汉人，有些皇帝得知情况还给予了赏赐。而更多的官吏种途径来获取财富。其来源主要有：
（1）赏赐。北魏前期，由于不断对周边各少数民族和南朝发动,款夺到了大量牲畜、人口、财物。每次战争后都要论功行赏，赏赐的物质财富以马牛羊牲畜为主，也有布帛；人口以奴婢为主，还有杂户或隶户。这种政策被称为“班赐各有差”。
“班赐各有差”的政策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统治者瓜分财富的方式。它对鼓励将士作战，促进军事力量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将领们的实力，发展了奴隶经济。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战争减少，这种原始的分配财富的方式也愈来愈不适合新的形势而减少。
(2)掠夺。在以游牧经济为主，生产与作战合一的部落兵制阶段，战争被当作掠夺财富的手段。北魏前期在战争过程中，将士们也任意掠夺。拓跋焘平定赫连昌，命令将士进入其宅院，里面的东西可以随便拿。当占领一个地方，那么该地的所有贵重东西都会被
(3)搜刮。北魏前期地方官对人民任意征发徭役，侵夺财产。地方刺史的任务是负责征收租调，只要上缴定额租调，就可以在地方上任意搜刮。为了限制刺史的搜刮，北魏皇帝多次下诏来限制这种行为。但是地方官侵夺人民的具体事例也很多。镇守各地的将领多为鲜卑贵族担任，比州郡守宰更为贪暴。虎牢镇将公孙轨“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
（4）受贿。官吏搜括除了强制榨取外，还有收受贿赂。如陕城镇将崔宽“招致礼遗，大有受取”。
(5)贪污。有些地方官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官库里的财物。
(6)经商。北魏前期，普通商业不够发达，官僚经商却很发达。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社会经济的不发展。马克思说：“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这种商业，“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拓跋焘的儿子恭宗拓跋晃与左右亲信养鸡养猪，然后拿到集市上卖，和人民争利。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北魏的妃妾，有使千人，她们织锦、酤酒、养猪羊牛马，种蔬菜，贩卖谋利，以供主人。皇室如此，一般官吏更是经商贸利。文成帝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和吏经商往往和商人联合。商人财力雄厚，又是营利能手，与之勾结，为之出谋划策，狼狈为奸。有的商人直接隶属官府。名为买来以供官用，实则中饱私囊。地方官与富商大贾勾结，不仅利用职权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趁农民交纳租调时，青黄不接时放高利贷，重利盘剥。
在官吏没有俸禄的情况下，北魏前期吏治十分腐败。为此，皇帝一再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光文成帝在位十三年，发布整饬官吏的诏书六道。其他皇帝的诏书更是数不胜数了。
吏治败坏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一是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由于诸州刺史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北魏前期，各族人民起义不断，孝文帝即位后，农民起义更是日益频繁。二是官吏贪污受贿，盗窃官物，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三是官吏借公济私，经商贸利，影响败坏了社会风气。所有这些，都威胁到北魏政权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