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士人”，是一个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但由于其到达南方政权的时间较晚，身份地位较低，江南地区的土著吴姓。正是因为“南渡士人”身份地位的低微，不受到当朝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其往往在政权更迭之际，转身依附其他势力，成为新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
一、自发南下避难
中国北方地区，自永嘉之乱后，战争频发，政权更迭频繁，前秦苻坚曾短暂地统一了北方地区。但是，由于淝水之战的失败，加之前秦民族政策的失误，大量重用非氐族将领，前秦迅速败亡，北方再次陷入战乱，直至北魏再次统一中国北方地区。这此期间，北方地区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匈奴、羯、羌、氐、鲜卑相继建立了自己民族的政权，民族矛盾尖锐，民族仇杀不断。
大量生活在异族政权下的汉族人士，开始寻找更加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因此，相对和平的江南地区成为其首选之地。自发南下躲避战乱的“南渡士人”，有详细南渡时间记载者，主要在两个时间段内先后南迁。第一阶段是后赵末年，冉闵与后赵宗室互相征伐，北方烽烟再起，其中部分人口选择渡江南下，如后赵中书监卢谌之子卢勖、司徒申钟之子申邃等，以及出仕后赵的官员后裔，也选择一同南下，他们成为最先一批的“南渡士人”。第二阶段便是东晋安帝义熙末期，关中地区及附近大量的人口选择南下。
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后秦，随后大量北方士人奔向南方。但是最后，赫连勃勃于青泥大败晋军，入主长安，关中地区先后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从义熙十三年五月刘裕破潼关进入关中地区，到次年十一月“雍州刺史朱龄石焚长安宫殿，奔于潼关。”这两场战争共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关中地区人民的生活必然受到影响，所以，部分人士选择前往更加安全的南方地区。此时南迁者，如薛弘敞，“值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裴叔业先祖裴先福，亦在此时南迁。
二、因政权变动而迁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兴衰，成为这一时间段内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南北政局的发展与变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统治者基业草创时，也需要依靠世家大族的力量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如琅琊王氏，拥立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司马氏也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统治，由时人所称的“王与马，共天下”，便可以看出士族的地位与权势。
统治者同世家大族的利益往往交融在一起，二者休戚与共，因此，当一些政权的统治区域发生变化，或统治中心改变时，与其利益相关的世家大族，往往会与统治者共同行动。晋安帝隆安二年（），后燕丞相慕容德，因难以抵挡北魏军队的攻击，而选择南下避其锋芒，“乃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将徙于滑台”，而这四万户中，便包括大量的河北士族。
河北士族跟随慕容德南下青徐，建立南燕，士族子弟也纷纷出仕南燕朝廷，而在刘裕北伐，攻克广固城，灭亡南燕后，这群人又被刘裕迁徙至南方地区，史载“没入家口万余”。而这万余人居住于南燕国都广固城附近，大部分应为南燕朝廷官员的家属、部曲、奴仆等，而这其中必然有随慕容德南下青徐的河北士族。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士族，主要有清河崔氏、平原刘氏、清河张氏、清河傅氏、清河房氏、平原明氏等。
但除了这些大族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南渡士人”，也是在这一时间段随慕容德南下。如从《宋书·垣护之传》与《南齐书·垣崇祖传》可看出，略阳桓氏的南迁路线，后赵时，由略阳迁居至邺城，后南下，垣敞任南燕尚书，其子垣苗、垣遵投降刘裕后，定居下邳。王玄谟祖父王牢“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魏郡人申恬“高祖平广固，恬父宣、宣从父兄永皆得归国，并以干用见知。”
宋明帝泰始二年（），薛安都起兵，拥立晋安王刘子勋，兵败后投降北魏，史载：“薛安都要引索虏，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因为疆域的变化，青徐地区入北，这便导致了部分定居于青徐地区的人士远离故土，南下渡江。如平原人明僧绍，为河北大族，随慕容德南下，定居青徐，“淮北没虏，乃南渡江。”济北人孟表，“青徐内属后，表因事南渡，仕萧鸾为马头太守。”这部分人，由于南朝宋统治区域的变化，所居住地被北魏统治，而选择南迁，也为随政权南迁者的一部分。
刘裕除了强制迁徙南燕臣民之外，后秦灭亡后，也有着大量的关中人士随刘裕南迁，如京兆杜陵人士杜骥，与其兄杜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韦叡祖韦玄隐，居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但韦叡伯父与父亲皆任南朝官员，因此可以判断，韦叡家族亦随刘裕南迁；武威姑臧人阴袭，于义熙末，“随宋高祖南迁，至南平，因家焉”；王世弼的祖父“从（刘）裕南迁”；姚泓尚书郎韦惠度“随刘义真过江”；裴寿孙“从宋武帝徙家于寿阳”，大量的关中人士跟随刘裕南返，而来到江南地区。
此外，因为这部分“南渡士人”大多为战败者的臣属，在社会地位上难免会低于先过江的侨姓，同时，南北双方分隔已久，由政治原因而造成的交流减少，其文化、社会习俗的差异也会逐渐明显起来，这也为“南渡士人”融入到南方社会造成了困难。
三、政治斗争造成的南迁
由北来南的政治流亡者，大多皆为“南渡士人”。关于这部分人南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二是在北方得不到重视，抑或受到排挤而南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胡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一直在积极进行汉化，重视汉族士人，任命大量的汉族人士协助处理政务，而统治者也在不断地学习汉族文化。但尽管如此，北方的汉族人士对胡族政权还是不能够接受。卢谌滞留北土，被石勒所俘，不得已出仕后赵，官至中书监，但其常以为耻。
南奔的北方政权官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拥有兵权的地方太守，与无兵权的文职官员。这在其逃亡南方地区之时也体现出分别，有兵权者大多率领部曲南下，而无兵权者则是只身南下。他们中很多在北方政权有着官职，但大多未进入权力中心，多为南北政权交界之处的郡太守，或中级文职官员，官职不显。此外，北朝的鲜卑人认为其为“吴人”，对其多有歧视，汉化的鲜卑人尚被蔑称之为“汉儿”，那汉族官员的地位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部分的北方官员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前往南方地区，如政治斗争、起兵造反，或遭受猜疑等，原因比较繁杂。如因统治者的猜疑而南迁的鲁爽，起初是因为其“粗中使酒，数有过失，焘将诛之”。后来，拓跋焘对其不满逐渐加大，其弟鲁秀也被拓跋焘所诘让，因此，鲁爽及鲁秀率领家人部曲，南奔汝南。北魏名将杨大眼之子杨华，则是因为“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除了被统治者所逼迫南迁者之外，还有部分人士因受到牵连而逃往南方地区。
崔逞本为后燕大臣，后投奔北魏，因惹怒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而被杀，之前其便认为自己不能免祸，因此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遂奔广固。”与此类似的还有柳元景从弟柳光世，因受到崔浩国史案的牵连而南渡，国史案牵连甚众，清河崔氏、河东柳氏，以及范阳卢氏等大家族几近族灭，而柳光世则是因为“南奔得免”。起兵叛乱失败而南逃者如薛安都，占领弘农郡后，导致魏主拓跋焘带兵亲征，薛安都不敌，因此“弃弘农归国”。
四、总结
“南渡士人”拥有不同的身份背景，因不同之原因选择南迁，对南北双方对峙的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缓解减轻了因南北政权对立而产生地域隔阂，促进了南北双方的交流；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给南方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影响，对于促进南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