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萧衍建立萧梁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北双方的遣使通好都没有恢复。究其原因，主要是太和二十三年(年)雄才大略的孝文帝元宏在南伐返回洛阳的途中病逝，此后北魏政权内部纷争不息，北方动荡不稳，梁武帝以为有机可乘，先后发动了多次攻打北魏的战争，南北间处于交战状态，遣使通好自然无从说起。
直至普通元年(年)，北魏派遣使者刘善明出使萧梁，南北间的通好才得以恢复。胡三省注曰：“自齐明帝建元二年卢昶北归之后，魏不复遣使南聘，至是复通。”这里所说的“建元二年”是有误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齐明帝建武元年卢昶北归”。自建武二年开始，北魏不再派遣使臣前往南方，直到梁武帝普通元年才恢复通好，其间中断了整整二十六年。
不过，普通元年恢复通好以后，由于北魏朝廷内乱以及六镇起义爆发，北方陷入战乱，南北间的通使并未能顺利进行。比较正常的南北方遣使通好，是从北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之后的东魏天平五年（即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年）开始的。此后南北间维持了十多年互派使臣通好的关系据统计，梁武帝在位期间南北双方互派使臣通好的交往共计三十二次，其中萧梁遣使十六次，北魏遣使一次，东魏遣使十五次。
对于齐梁时有关南北使臣的穿梭出使，《魏书》的记载是相关史书中最多的。而《梁书》则仅记录了大同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一年等六次“魏遣使来聘”，不仅比《魏书》所载少了七次，而且没有萧梁遣使前往东魏通好的任何痕迹。虽然比起《南齐书》的只字未提，《梁书》已经有所记录，但仍然不及《魏书》记录得多而详。这种差别，或可证明遣使通好的活动在当时的南北方统治者和撰史者心目中的不同地位。
如同遣使通好在南齐时并未贯穿始终而是集中在永明年间一样，梁武帝在位期间南北政权的遣使通好也主要集中在大同年间。据统计，自大同三年(年)至中大同元年(年)的十年里，萧梁和东魏先后遣使二十七次，其中萧梁遣使十三次，东魏遣使十四次，几乎占到了梁武帝时期南北通好的百分之八十五。遣使通好活动如此密集地集中在某一时段，与其时的南北实力对比和总体形势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遣使通好活动，除了普通元年是北魏派遣使者刘善明前往萧梁恢复南北通好之外，其余各次都在萧梁与东魏之间进行，完全没有涉及当时存在于北方的另一个西魏政权，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萧梁与东魏在寻求达成和解并尝试建立一种联盟以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进而共同应对建都长安的西魏。在三足鼎立的大格局下，萧梁与东魏的遣使通好，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再从梁武帝时期南北通好的走势来看，大体上经历了由南强北弱到势均力敌再到南弱北强的发展过程。在南北通好中断二十六年之后，北魏提出要恢复南北通好，并在普通元年派遣使者刘善明出使萧梁。《南史·梁本纪》中有梁武帝多次派使臣“报聘”的记录，所谓“报聘”，《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指派使臣回访他国”；《辞海》的表述大同小异：“他国来聘，遣使回访。”
“报聘”是古代诸侯礼尚往来的基本规则，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基本上都是如此。但是普通元年北魏使者刘善明出使萧梁后，梁武帝并没有派出使臣回访北魏。这表明当时虽然北魏希望与萧梁通好，而梁武帝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其时萧梁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
《梁书·武帝纪》称，大同二年“十二月壬申，魏请通和，诏许之”。可见萧梁是占据了主动地位。在一般情况下，主动示好的往往是力量较弱的一方。这也证明梁武帝在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萧梁处在比较强势的地位，掌握着处置南北关系的主动权，究竟是选择战争还是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萧梁，亦即处于南强北弱的态势。
待到萧梁大同年间，梁武帝已步入老境，他专心事佛，倦于政事，进取之心渐失，南北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发生了变化，萧梁与东魏之间达到了某种均衡态势，双方的遣使通好反而得以比较正常地开展起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双方你来我往，萧梁遣使十三次，东魏遣使十四次，甚至在大同八年的一年中双方各遣使两次，通好的频率明显超过以往。
梁武帝统治的末年，轻信背叛东魏投靠萧梁的侯景，一系列举措处置失当，激化了与东魏的矛盾，执掌东魏大权的高澄为离间萧梁与侯景的关系、挑起萧梁的内乱而提出愿与萧梁通好。此时的梁武帝已厌恶用兵，决计与东魏通好。太清二年二月，梁武帝遣使前往东魏，吊唁不久前去世的高欢，反映了萧梁与东魏关系的逆转。大同二年是“魏请通和”，到了太清二年则变为萧梁“诣阙乞和”，两者间的关系完全换位，形成了南弱北强的格局。
太清二年八月，投降萧梁的侯景谋反于寿阳，并迅速渡过长江，直指建康，侯景之乱由此爆发，萧梁陷于恐慌和混乱之中。次年三月，台城在被围四个半月后陷落，梁武帝也成了侯景手中的傀儡。自此以后，南北之间的遣使通好虽然还时有所见，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南北双方的对等交往了。
从简文帝大宝二年(年)到梁敬帝太平二年(年)，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南北方之间互派使臣也有十一次之多，而且此前从未参与遣使通好的西魏也加入到互派使臣的行列中，这是萧梁末年出现的变化。
“大宝”是简文帝萧纲的年号，但由于他在侯景的控制之下，而北齐跟侯景又是宿敌，因此北齐与萧梁的遣使通好，并不以简文帝为目标，而把目光转向了江陵的湘东王萧绎。当然，这也与萧绎早在跟邵陵王萧纶之间兄弟阋墙时就实行与北齐“连和”的策略相关。在处理与北齐和西魏的关系时，萧绎采取了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均衡策略，力图与北齐和西魏同时都保持睦邻友善，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在实际上，湘东王萧绎与西魏、北齐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平等友好的关系。大宝元年(年)二月，西魏军队在杨忠的统帅下直逼江陵，萧绎自知难以抵挡，派人送其子萧方略为人质以求和，萧绎不惜以自甘降为西魏的附庸，来换取西魏的敦睦和支持。在成为西魏附庸不久，萧绎又在大宝二年三月接受了北齐的册封。
由此可见，湘东王萧绎在正式即位当上皇帝前，就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西魏和北齐的双料附庸。萧绎即位后，不敢怠慢和得罪西魏和北齐这两个北方政权的任何一方，他所能做的就是竭力在西魏和北齐间保持等距离交往，以维持与两个政权的所谓敦睦关系。
由于西魏对江陵的威胁越来越大，梁元帝萧绎把重点放在了与西魏遣使通好上，企图通过向西魏示好来维系关系、缓解压力。但此时的西魏在夺取益州之后，已经萌生了攻取江陵之意，何况西魏还扶持了萧詧为梁王，并不把萧绎太当回事。因此萧绎与北齐、西魏同时结好的策略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承圣三年三月，西魏侍中宇文仁恕奉命出使江陵，恰巧北齐的使臣也来到江陵。宇文仁恕觉得萧绎接待他不如北齐使臣，返回后即报告了西魏太师宇文泰，由此成为西魏不久即派兵进攻江陵的借口。尽管萧绎在四月紧急再派散骑常侍庾信等出使西魏，但并未能扭转局势，也未能阻止西魏的进攻。
事实证明，南北方之间的遣使通好，对于同时并存的各个政权来说，都不是他们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充其量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前，为最终消灭对方而积蓄力量的一种政治策略。一旦时机成熟，依然要通过兵刃相见的武力来解决问题。虽然自古以来就重视使臣的选派，但南北朝时期彼此使臣“务以俊义相夸”的背后，还是文化实力的比拼。与此同时，随着使臣穿梭来往于南北，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大同十年，东魏以散骑常待魏收兼中书侍郎，掌修国史，因而从魏收开始，东魏致萧梁的书信确定为“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这一行文格式也得到了梁武帝的认同和效仿。看似个别文字的更改，却也是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一种交流和沟通。
遣使通好还带动了南北之间的互市贸易。齐梁时期正值南北分裂之时，商旅往来与南北贸易遇到很大困难，而遣使通好却给南北方的互市带来了契机。北朝官员利用手中权势，借使臣出使萧梁之机，派人随同前往通过交易获利，南方的官员自然也不会比北方逊色。
结语
综上所述，齐梁时期南北方之间的遣使通好，在一定程度上使南北关系得到缓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除了政治上的作用外，遣使通好还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和互市交易，其积极意义应该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