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战发生之前，双方关系是基本和平的。从双方之间友好往来直到军事冲突发生之前，北魏统治集团的民族属性一直是鲜卑族，但是双方并未发生战争，为此，将双方关系由和到战归结为民族性，似乎过于简单化。当然，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有其落后性、征服性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为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而将爆发冲突原因归结与民族性的征服。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以来，北魏从一个边缘的部族一步步成长为坐拥整个山东之地的国家，其实力确实在一直增长，也可以说北魏的实力一直在坐大。但是北魏实力坐大后，双方就必然发生军事冲突吗？“国家力量只是制约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无限地夸大其影响，况且军事冲突的发生都有其诱导因素。
一、双方关系的变化在魏晋之际，拓跋鲜卑入中原朝贡，开始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此时拓跋鲜卑不过是中原王朝众多朝贡国当中的一个，西晋王朝并没有特别加予重视。后来匈奴、氐、羌各族渐渐强大起来，西晋朝堂出现了对少数民族恐惧的情绪，并且这种情绪恐惧的对象还渐渐扩大，西晋王朝于是对拓跋鲜卑采取了打压的政策。
西晋并州刺史卫瓘离间拓跋鲜卑，最终导致其大乱，就是一个表现。之后不久，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并且愈演愈烈，东海王司马越为了在诸王相争中获得优势，于是将拓跋鲜卑势力引入，史载：“晋惠帝为成都王颍逼留在鄴，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
拓跋鲜卑在司马越与诸王的竞争之中立了功勋，司马越代表西晋中央封其为大单于，史载：“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此时的拓跋鲜卑与西晋之间仍然是臣属关系，拓跋鲜卑也可以看做东海王司马越阵营势力的一部分。
司马越死后，西晋王朝进入永嘉时期，刘聪、石勒加紧了对西晋王朝各方势力的进攻，西晋的主力接连丧失。此时，为了对抗刘、石的进攻，西晋在北部的将领刘琨对于拓跋鲜卑的势力也就更加的依赖。刘琨对于拓跋鲜卑渐渐失去了控制，甚至出现了拓跋鲜卑首领猗卢领兵逼太原求五县之地的事件，史载：“（永嘉五年）十一月，猗卢寇太原，平北将军刘琨不能制。”再后来刘琨被刘聪大败，对于拓跋鲜卑更加的依赖。
在西晋王朝实力下降的时期，西晋先是封拓跋鲜卑首领猗卢为代公，后直接封其为代王，拓跋鲜卑的地位持续上升。此时，虽然西晋王朝渐渐失去了对拓跋鲜卑势力的掌控，双方之间的实力也已经主客异形，但是双方之间仍是臣属关系。
接下来，拓跋鲜卑首领猗卢死于内乱之中，拓跋鲜卑大乱，实力大大衰弱；不久，刘琨也被刘聪所击败并死于段部鲜卑，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势力已经不存在，这样，拓跋鲜卑与西晋王朝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北魏道武帝在淝水之战后趁机逐渐地崛起。他先是借助后燕之力统一拓跋鲜卑，随后开始了与后燕的争夺。公元年，道武帝在攻灭后燕之后称帝，并正式将“魏”这个国号定下。
北魏建国之后，虽然北魏道武帝念及双方同属司马越阵营的历史关系，奉行与东晋的友好政策，在东晋洛阳被围之时，还曾派兵救援洛阳，但是在道武帝的意识深处，已经不把北魏与东晋的关系定位为臣属关系，或者说他已经超越了拓跋鲜卑和西晋司马越阵营的关系，而将北魏与东晋视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了。
此时的东晋王朝，却并未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变化。道武帝称帝后不久，姚兴入侵了东晋的襄阳，此时襄阳的守将郗恢向北魏求救。《魏书》有载：“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从称呼中看，东晋方面并未将道武帝建立的北魏当做对等的国家来看待。然而，北魏却已在谋求与东晋对等的关系，因此，道武帝对这个称呼非常不满。
《魏书》载：“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这明显可以看出，此时的道武帝，已经将北魏与东晋之间的关系看做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关系了，对于郗恢对他的称呼，表达了严重的不满。
当时崔逞、张衮在回答郗恢书中称东晋皇帝为“贵主”，道武帝认为“贵主”与“贤兄”关系不对等，崔逞与张衮的答书不符合他的要求，于是道武帝将崔逞直接赐死，将张衮贬斥。我们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道武帝虽然奉行与东晋的友好关系，但他已经在极力谋求与东晋交往中的对等地位。
在北魏方面的意识中，双方的关系较之前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北魏与东晋已经不再是像拓跋鲜卑部族时期那样，双方是部族与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地位对等的国与国关系了。
我们还可以从北魏与东晋光水沟之战的爆发，来看出北魏道武帝对北魏与东晋关系的定位。“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与国关系的根本因素。”对于北魏道武帝来说，维系北魏与东晋友好关系的基础，不是历史因缘，而是当下利益。
北魏早期，晋魏双方都念及旧好，尽力修复关系。北魏曾经救援东晋被后秦所围困的洛阳，晋魏双方也互遣使者保持关系，但这中间的关键，是这时期双方都面临着“共同敌人后秦”。这是双方共同的利害攸关处，也是双方保持友好关系的存在。至少，在北魏道武帝那里是这样认识的。
年，北魏在柴壁与后秦大战，北魏大胜后秦。后秦战败之后开始逐渐放弃与魏的敌对政策，转而与北魏修好。史载：“兴频使请和。”后秦对于北魏的威胁大大地降低了。
在后秦与北魏柴壁之战结束后不久，东晋爆发了桓玄之乱。桓玄之乱发生之后，道武帝遣公孙表出使东晋。史载：“诏尚书郎中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也。”观察的结果，很可能是道武帝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次年，道武帝即命大将长孙肥前往东晋掠地。
这个时候，很明显，道武帝将北魏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完全不顾及与东晋的所谓“历史友好关系”了。道武帝对北魏与东晋的关系的定位，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了。
晋魏爆发战争时，刘裕刚平定桓玄之乱。面对北魏的入侵，刘裕派遣其弟刘道怜与大将孟龙符展开反击。双方在光水沟展开激战，刘道怜大败魏军。这也是刘裕及其后建立的南朝宋政权与北魏政权的首次交往。而这次交往，却是战争，对于其后宋魏关系，焉能没有影响？
北魏既然已将晋魏关系视为对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那么，其对于南朝宋这个与其完全没有所谓“历史服属/友好关系”的政权，又怎么能自甘处于臣属关系呢？所以，宋魏关系只能是国与国的关系，我们分析宋魏军事冲突，也必须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
二、双方产生根本利益的冲突北魏建立之后，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之下，北魏在东晋内乱之际趁机南下抄掠，然而因北魏与东晋之间无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双方之间虽然有小的摩擦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之间总体上来说仍是和平的状态。
然而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后秦，刘裕先遣大将王仲德为前锋率军入河，王仲德率军直趋滑台，北魏滑台的守将尉建因畏惧王仲德大军，于是弃城而逃，王仲德大军遂进取了滑台。
在王仲德大军进取滑台之后，随即宣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尽管王仲德对于滑台之事做出解释，但北魏明元帝仍遣叔孙建等赴滑台耀武，指责东晋军队侵占北魏国土，王仲德表示自己无意于伤害双方之间的和好之谊，并且表示“权住于此，以待众军之集。比当西过，滑台还为魏有”。
此时刘裕致力于北伐姚泓并不想结怨于北魏，于是派遣使者入魏“借道”，此时北魏朝野因恐惧刘裕“北上河岸”，于是派遣军队在刘裕北伐的途中沿河骚扰，刘裕的北伐军沿河数次击败北魏军队。此次沿河骚扰，北魏并未能阻止住刘裕北伐，义熙十三年八月，刘裕攻灭后秦。后秦被灭之后，原来投靠与后秦的司马休之、鲁宗之等人投靠了北魏。
刘裕的先锋王仲德在占领滑台之后声称“借道”，并表示西过之后会将滑台还于北魏，或许是由于北魏沿河骚扰北伐大军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结下了怨恨、或许是由于北魏接纳了后秦残余势力、或许是由于滑台战略地位太过重要等原因，最终，刘裕在北伐结束之后，并未将滑台归还于北魏。
之前双方之间虽然偶有摩擦，双方实际上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但是当刘裕占领滑台，北魏所属的领土丢失，北魏的统治者对于领土的一直都很“重视”，我们知道“维护领土完整，确保本国安全，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北魏的根本利益已经受损，双方之间已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
义熙十四年，刘裕任命留守关中的大将沈田子、王镇恶等人内斗，赫连勃勃趁机攻取了关中之地。刘裕在失关中后，欲北伐赫连勃勃，但是在郑鲜之的劝说之下，刘裕为了稳定河南之地，放弃了北伐赫连勃勃的想法，于是刘裕主动遣使入魏以修好关系，史载：“三月，司马德宗遣使来贡”。
面对刘裕主动遣使，北魏选择了接受刘裕的修好。尽管自刘裕失关中之后，双方之间又恢复了和平通好的关系，但是刘裕一直未将侵占的滑台之地归还于北魏，双方之间领土上的争端仍在，双方根本利益上的冲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年刘裕代晋称帝，刘裕在次年即遣使者入魏，史载“泰常六年九月，壬申，刘裕遣使朝贡”，此时双方尽管继续保持着修好的关系，但是晋宋易代，东晋已经不存，南方王朝与北魏因为历史原因而建立的亲近关系也就终结了。
总结自北魏建国之后，宋魏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之前的部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宋魏双方之间实际上已经是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好坏的决定因素就是国家利益，宋魏双方关系的好坏自然也是国家利益。
刘裕在北伐后秦之时，趁机夺取了原属于北魏的滑台，直到刘裕病逝一直未将滑台归还北魏，对于北魏来说刘宋占领其滑台之地不还，侵犯了北魏的根本利益。刘裕建宋，东晋不存，南方王朝与北魏因历史原因而建立的亲近关系，在名义上也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