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后，由于纸张的出现，书籍更加便于缮写与保存，所以藏量丰厚的私人藏家也开始慢慢涌出现。
三国时期曹魏时哲学家王弼(公元—年)藏书多达万卷，并著有《老子注》、《周易注》等书，为魏晋玄学的开创人物。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公元—年)是一位著名藏书家，曾经得到蔡邕数千卷的赠书。蜀国最著名的藏书家是向朗，他“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西晋最为著名的藏书家是张华(公元—年)，《晋书·张华传》说他在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并说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几箧”。在张华的藏书中，有不少“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以致秘书监选定国家藏书时不得不靠张华藏书的一些版本来校正。
另外，《晋书·范平传》载，西晋的范蔚有书余卷，常有远近百余名读者前来他家看书，范蔚非常热情好客，还为他们准备饭食，不但免费而且还管饭——这恐怕是史上最友好的私人图书馆了。
南朝的国家藏书因政局动荡，损失很大，但私人藏书却受影响较少，以致出现了一些藏书达万卷的藏书家。如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张缵聚书数万卷，恐怕是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了。陆澄藏书也很多，《南史·张率传》记载“澄有书万余卷”，张率与其子陆少玄友善，常去陆家去阅读其书。《南史·陆澄传》说时人开玩笑称陆澄为“书橱”。他家多藏世之佚书，为人所罕见。另一著名藏书家为南齐的崔慰祖，在《南史·崔慰祖传》中记载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假借，日数十，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此外，王僧孺、张缅、沈约、任昉也都是当时有较多藏书的藏书家。
北朝的私人藏书比南朝少，范围也有限。颜之推、辛术、司马子端、李谧等都有较多的藏书。辛术不但雇人抄录自己没有的图书，而且还派人到淮南收集南朝的佳本，故使他的藏书突破万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动荡，连年战争，但不少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原因有二：第一，纸张产生，抄录书籍成风，遂使孤本书得有复本。史书记载了不少学者矢志抄书的感人事迹。南朝梁朝的袁峻早年丧失父母，家贫无书，但勤奋，好学，常向人借书手抄，每日抄15纸，纸数不足则不休止。
《南史·沈麟士传》载，南齐人沈麟士，家贫，以织竹帘为生，常借书以背诵，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后隐居，讲经读书。其间，他的藏书被烧，他虽年逾八十，仍然抄书，矢志不渝，几年后，“卷满数十箧”。我国的许多古代典籍就是在众多的好学之士的尽力抄录之下才得以保存的。第二，不少藏书者十分珍视图书，注意珍藏，嗜书如命，遂使典籍保存完整。《南史·丘巨源传》记载，虞和家贫屋漏，恐怕雨水打湿了图书，便打开被子，将书盖上，结果“书获全而被大湿”。
历史匆匆而过，书本中蕴含的故事、知识及道理，却大多成为传世经典，在乱世之中也是如此。